在东京的书店里，看到竹内好的选集，内中印有他的照片。胖胖的，很有风采。因为不懂日文，面对那书自然变得有些茫然。但他的照片，不知怎么，竟那么深地印在我的脑子里，久久不能忘记。其实竹内好的名字所以引人注意，是因为他写过鲁迅研究的专著，还译过大量的鲁迅作品，中国的学界对他很有一点亲情。日本的鲁迅研究，他是一座高峰，至今东瀛学者，倘谈鲁迅，大多绕不过这个人物的。

    我仅读过竹内好的一本汉译著作，即赫赫有名的《鲁迅》。这书问世于1944年，那时战争还未结束。但实在的说，现在无论日本人还是中国人，谈论鲁迅时，很少有人超过他的深度。《鲁迅》在某种程度，更接近于鲁迅本身。就学理的深而言，中国大陆只到1980年代的一批学人出现，才有了与竹内先生抗衡的对手。日本人看鲁迅，有时是一针见血的。后来的丸山升、木山英雄、伊藤虎丸等人，多少沿袭了竹内的遗风。

    《鲁迅》是一本札记性质的书，作者没有运用西方的哲学观念读解自己的对象，完全来自于文本，通过解析、感知而形成一种看法。作者的许多看法更接近于玄学，许多精彩的片断就是哲学化的谶语，让人感到哲理的力量。中国的鲁迅学者，善于求助于德国或英美法的哲学概念综合鲁迅，有时止于皮毛，觉得与先生甚远。但我们看竹内的书，好像没有西崽的痕迹，但认知的深，也达到了形而上的程度。所以要谈学术写作，我更喜欢竹内好的道路。那是真诚、自然的书写，好像心贴着心，而只有这时，鲁迅与我们是最近的。

    当中国人因民族的解放，在战火与灾难中接受鲁迅时，自然而然带有一种道德感和意识形态的色彩。毛泽东也好，瞿秋白也好，他们描述鲁迅时，不可避免地带有这些痕迹。但青年的日本学者竹内好，却以异邦人的视角，却看到了鲁迅文本的另外的隐喻。竹内好的《鲁迅》出版时，只有三十四岁，已显得老到深邃，出语惊人。我觉得竹内的特点在于，他更从生命哲学的角度，看鲁迅与这个世界的悖论，一切不是从确切化的思路里完成的。作者看到了鲁迅无所不在的黑暗与悖谬。在非逻辑化的陈述里，形成鲁迅自身的逻辑。竹内好一开始就抓住了鲁迅的逻辑起点。且看他的诸种描述：

    恰如他说‘萧并不是讽刺家’（《谁的矛盾》、《看萧和看萧的人们》）的时候，他如同在萧的身上看到了自己一样；在反语中能够看到的，实际上是他本质上所具有的矛盾的本身。他确实吐露过诓骗的话，保住了一个真实。因此，这才把他从吐露了很多真实的平庸文学家中区别出来。

    诚然，周作人所谈的这种见解，鲁迅自己在前面所引的《呐喊》自序中也讲过，在《我怎么做起小说来》中更清楚地肯定说：“例如，说道‘为什么’做小说罢，我仍抱着十多年前的‘启蒙主义’，以为必须是‘为人生’，而且要改良这人生。”但是，对于这样的表白，我并不原封不动地加以接受。因为，如果原封不动地接受的话，就无法说明它与作品之间的矛盾。那么，要说如何解释，下面，我打算从另一方面思考一下。不管怎么说，在鲁迅和梁启超之间，有种决定性的对立；那种对立也可以认为把鲁迅本身的内在矛盾对象化了，因此，我认为，与其说鲁迅受了梁启超的影响，毋宁说鲁迅在梁启超那儿看到了被对象化了的自己的矛盾，难道不正是这样的关系吗？

    竹内好凭着自己良好的感觉，捕捉到了鲁迅身上超二元对立的精神矛盾。鲁迅是以自身的挣扎和抵抗而进入现代中国文学史的。对世界的理解，对鲁迅而言不是一个“是”与“不是”的问题。鲁迅首先是在否定自身的前提下，进入到与周围的文化环境的碰撞里。竹内好看到了鲁迅精神的这种特异性，因此便在这个复杂的王国里体味到了无法确切化的存在。不确切性便构成了“确切性”。“我关心的事，不是鲁迅如何变化，而是鲁迅为何没有变化。他变了；但是他又没有变。就是说，我在不动之中来看鲁迅”。竹内好以鲁迅进入社会的方式而进入到鲁迅的世界，因此获得了同代日本人很少有的视角，勾勒出了一幅迷离、神异的图画。我读《鲁迅》一书，惊叹于作者的悖谬式的视角，恰恰缘于此，我们便看到了现代东亚文化进程的问题纽结：以肯定或否定的思维方式理解被现代化的历史，终究存在盲区。倒是鲁迅的那种反抗奴役的心态，以否定特征进入自我更新的新徒者，才有可能在“被现代”的过程中保留自我。这是一个很重要的思路。只有困顿里的挣扎，才构成新的历史。东亚人如果放弃此点，在精神层面，自然要沦为庸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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