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这样的精神风土中所完成的近代化,是否如通行的看法那样,是西化的制度与传统的精神的结合物呢?丸山真男进一步具体化了他讨论“肉体文学”时提出的命题,指出,问题的要害在于“制度之中的精神、创造了制度的精神与制度的具体运作方式是如何内在地结合的,它又是如何规定着制度自身和人们对于制度的思考方法的”。换言之,制度作为一种“虚构”,是不能像物品一样被简单引进的:“只在思想和精神方面承认国民的或个人的特殊性,而政治和经济制度是‘物质的’,因而是普遍的东西,认为只存在普遍的‘近代’和普遍的‘封建’;这种想法不仅存在于自然科学家和‘唯物论者’之中,而且在那些标举‘个性’和‘精神’的文学家中也屡见不鲜。”这种把制度视为与其创造主体无关的“完结之物”的思考方式,与将思想和理论作为既成品对待的思维方式紧密相关。在日本的政治制度中,这一完结之物的顶点就是不容任何人质疑的天皇制,在日本的思想和精神领域里,这样的完结之物就是各种理论的结论:“比起从现实出发进行抽象化的作用来,被抽象化了的结果更受到重视。由此,理论和概念失掉了其作为虚构的意义,反倒转化为一种现实。”丸山称这种对于理论和概念的实体性转化为“理论信仰”。
于是,在以这种“理论信仰”为基础的日本近代社会科学和继承了日本国学以来传统的“实感信仰”的日本近代文学之间,便展开了一种无边无际的恶性循环:一方通过理论和现实的简单调和,而梦想以理论涵盖整个现实,一方则因理论的实体化而排斥理论本身。在近代日本的历史语境里,社会科学与文学的不同思维方式之间的龃龉被视为“西欧”与“传统”之间的冲突,文学因而被“委派”了代表传统的重任,在抵制西方“近代”的过程中扮演了主角。10丸山注意到,真正的问题不在于社会科学与文学之间的对立,而在于它们互为表里地同样镌刻着日本“近代”认识论的特质。那是因为,虽然日本的社会科学能够因其强调逻辑和抽象而较少受日本思考样式的直接束缚,但是理论的实体化本身,却使得日本的社会科学与文学处在同样的层面之上,朝着同样的方向运作,“西欧与传统的冲突”只不过是表面上的假象而已。
在这一系列尖锐的分析中,丸山提出了一个十分重要的命题,那就是理论工作者的“伦理意识”问题。
在日本20年代以后,由于马克思主义的介绍与传播,使得日本的思想界和知识界发生了一场前所未有的巨大变革。它在日本引起的,并不仅仅是一场思想和意识形态的革命,因而它并非只吸引了左翼知识分子;由于在实感信仰根深蒂固的日本精神风土中反倒最容易滋生将理论实体化的理论信仰,故马克思主义以它的体系性和逻辑性征服了整个日本知识界,造成了一场马克思主义“台风”。在这场台风中,日本知识界在明治以来随着社会科学专门化的急速发展而失掉了的综合社会科学与结构历史学的立场被重新推到了前台,并被赋予“科学”的形态,马克思主义对于历史现实的宏观把握方式被抽掉了它在西方资本主义世界的历史语境,变成了无限涵盖现实的“现实的代用品”。丸山指出,这种认为理论可以无限地解释现实问题的立场,实际上以对于“无限的现实的无限的责任”为前提,但是这种对于理论责任的不加限定,恰恰导致了理论的不负责任。丸山认为,“理论家的任务不是与现实直接融合,而是依照一定的价值基准把复杂多样的现实归纳为方法序列,因而被归纳整理的认识无论如何完美都不可能无限地包容复杂多样的现实,也不可能成为现实的代用品。理论就是理论家从自己的责任出发,从现实当中,准确地说是从现实微乎其微的一部分当中有意识地挤压出来的产物。因而,理论家的目光一方面要严密地注意抽象的操作,另一方面,由于现实在自己的处理对象之外伸展着无边无际的旷野,它的边际消失在半明半暗之中,故理论家必须对此保有某种断念之感,同时又对于在自己的操作过程中不断地被舍弃掉的素材保持爱惜之情。这种断念和对剩余之物的感觉培养着对于自身的知识运作的严格的伦理意识,并进而唤起着能动性地推进理论化的冲动。”
丸山真男这种对于理论有限性的自觉,暗含着理论与现实间的张力关系,它承认理论是灰色的,但同时又不因此而失掉对理论的热情;他的这种热情并非只来自理论对现实的把握,更来自理论对现实的“失落”以及对“失落之物”的热情。应该说,恰恰是后者,锻造了丸山对思想史研究有限性的认识和对于思想史研究领域之外其他认识领域的关注:假如丸山仅仅固守自己的学科领域,那么他充其量不过是一位有着职业感觉的“专家”而已,事实上,这样的“自扫门前雪”的专家如今比比皆是;而丸山的理论自觉不仅来自他作为专家的职业感觉,更植根于他对于那些自己无能为力的事物的“爱惜之情”。在此,可以比较清晰地看到丸山关注文学的深层动机:在现代人文、社会科学诸学科里,最能够有效地处理思想史所难以企及的材料的,正是文学研究领域。
当丸山真男在两年之后写作《近代日本的思想与文学》的时候,驱使他接近这个他所不熟悉的领域的,正是这种理论家的“伦理意识”。
《近代日本的思想与文学》11是丸山为16卷本的讲座《日本文学史》的第15卷卷首所写的长篇论文。岩波书店曾于1931年至1933年间出版过系列讲座《日本文学》,该丛书因动员了很多日本文学专业之外的知名学者参加执笔而受到好评(30年代初期正值马克思主义的综合社会科学立场对日本知识界有显著影响的时期,故岩波书店的这一举措无疑回应了当时的文化思潮),50年代末该书店又组织出版相似的丛书,意在又一次创造战前的知识氛围。丸山真男正是在这样的情况下加盟写作的。该论文其实是《日本的思想》的续篇,它着重讨论昭和前期所谓“文艺复兴”时期(1933—1934年间)前后文学与政治的关系。在此时期内,日本的马克思主义经历了由盛而衰的过程,因而丸山的讨论也聚焦于日本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特质。丸山注意到,恰恰是文学界对于日本马克思主义的特定反应,不仅揭示了日本马克思主义在日本现代史中的位置,而且揭示了日本现代知性的存在方式。
如前所述,马克思主义进入日本,不仅造成了政治意识形态方面的冲击(如就文学而言,造就了日本无产阶级文学运动),而且造成了一种空前的“理论热”。日本知识界醉心于体系性与观念性的时期,莫过于本世纪的20年代后期到30年代前期的这一阶段。在此之前,明治以来的日本文学界一向以远离政治的方式与政治“并驾齐驱”,因为政治是国家层面的事情,是“对外”的;但是到了这个时期,由于马克思主义的介入,“政治”从国家的层面转向社会的层面,接近了存在于民间的文学,于是,文学开始以贴近政治的方式与后者并存,它的典型形态就是日本无产阶级文学;另一方面,文学家比其他任何知识界人士都更加敏锐地感觉到马克思主义带来了迄今为止日本传统所不具备的方法——他们称之为“科学方法”。这种“具有逻辑结构的思想”构成了文学界理解马克思主义的又一个重要侧面,于是,当无产阶级文学运动受挫而自由知识分子开始鼓吹“文艺复兴”的时候,便出现了政治-科学-文学的复杂构图。丸山称其为三角形关系,但这是一个极不规则的三角形,至少有时它仅仅显示两条边的关系;但在此我所关注的问题是,当丸山规定了这样一个三角形关系的时候,他为文学所确定的位置究竟具有何等含义。
当日本无产阶级文学退潮之时,文学界出现了一种对“政治图式主义”批判的动向。其实,早在无产阶级文学勃兴之时,“政治与艺术”的关系问题就是一个困扰着文学家们的问题,因此藏原惟人一直呼吁要避免将政治口号直接应用于艺术创作。而那些“转向”作家(如龟井胜一郎)更是把“政治的动物”(龟井规定说,其第一特征就是具有“理论性”)与文学艺术对立起来看待。这种对政治=理论的图式化理解当然与上述马克思主义的日本化过程有关,进而,当马克思主义退潮之后,日本的文学家试图以“非理论”的姿态与之相抗衡,于是不仅产生了所谓文艺复兴,而且产生了一场毫无结果的“文学主义对科学主义”的论战。要言之,当政治与科学通过日本马克思主义的特有形态而被理解为“观念”与“理性”的时候,对于政治的拒绝便演变出拒绝理性、观念、法则、公式等等无数变奏曲。
文学对于政治和科学的对抗,暴露的首先是文学家眼中“政治”表象的问题。作为一个政治思想史学者,丸山尖锐地指出其中的要害:政治过程中的非合理性契机是不可或缺的。这首先是因为,所有的政治都因其无法摆脱将人的行动组织化这一需求,而必须不断地动员人性中情绪性的要素;在革命、战乱等政治的极限状态中,这种要素喷涌而出是理所当然的。“政治中人的问题一直成为柏拉图以来政治思考中最大主题的根据,以及政治学这门学问与其邻接的经济学和法学相比被视为是缺少‘严密性’的暧昧的学问的理由,都在于此。”正是由于政治的这种特质,构成法西斯意识形态核心的不是“理论”和“知性”,而是非合理主义与反知性主义。因而,以“反政治”和在理性之外追求人的课题而自诩的文学家们,反倒因此而丧失了对于政治的非理性侧面的批判能力。“他们恰恰继承了纳普(注:即创立于1928年全日本无产者艺术联盟以及其后改组为全日本无产者艺术团体协议会的简称)时代封闭的‘科学’和‘体系’观念的恶性遗产,以此与文学相对立,由此而孕育了其后的全部悲剧和喜剧的因由。”后人对于昭和前期左翼作家厌倦政治的通常解释,一般仅止于白色恐怖和左翼文化运动领导人的转向这样的外部因素,而丸山试图寻找的,是更深层的思维根据。他指出,曾经被体系化理论所排斥因而沉潜在下意识之中的非合理性的情绪,随着运动的低潮而被急速提升到意识的层面,从而成为一向被与“理论”等同视之的政治的对立物——这种“反政治主义”的图式被中野重治概括为“艺术中不存在政治之类的价值”,暗示了“理论=思想体系=政治立场”的问题预设。比起外在的一时性的政治高压来,这种思维方式本身无疑具有着更长久的影响,丸山的分析因而具有不容忽视的价值。
但是,丸山真男的分析并未到此为止。在对文学家的政治观的剖析中,丸山引出的是政治学理论的定位问题:他指出,政治的非合理性因素不仅仅表现为诸如法西斯的非理性意识形态等极限状态,就原理而言,它更表现为政治过程中政治立场与政治行动中不断出现的“反差”。无论是何等高明的历史法则和精密的现状分析,当它付诸实施的时候,都不可能完全预测即将到来的现实。因此,政治的真实就存在于个别性决断与法则性认识之间不断再生产着的紧张关系之中。“难道探讨行动不断背叛着意图的秘密所在,不正是‘理论’的中心课题吗?”
于是,丸山真男从根本上颠覆了昭和时期以来的一个思维定势:对于日本知识界而言,由于理论与现实的关系被设定为丸山在《日本的思想》中已然批判过的那种“无限的责任”亦即理论可以无限涵盖事实的对等关系,因而“大政治”亦可以等同于“日常政治”,“正确的实践”便会从理论之中必然地推导出来,这样,所有个别的、例外的行为就因其从普遍理论中脱离出来而受到轻视,而普遍性理论(“大政治”)则要求所有具体的日常性事态成为自己的缩小再生产。这种思维定势不仅导致了日本无产阶级文学的公式化倾向,而且也导致了整个昭和思想界的二元论思维定势。政治与文学的对立,政治与科学的对立,不啻是其典型的象征。
于是,丸山真男又回到他的基本命题:理论的无限责任所导致的理论和现实的对应关系不仅否认了个别性事件的重要意义,而且否认了科学精神最根本的多元性与开放性。真正的科学精神在于不断关注那些既定法则之外的现象,并在其之上不断建立和检验新的假说,因而科学的理论不断向着新的经验开放,这种理论可以是唯一的,但不能是绝对的。毋庸置疑,这与把科学设定为一种绝对化模式、把理论设定为一种抽象性结论的思维定势是风马牛不相及的。
在昭和前期的精神史中,日本文学界扮演了“非理性”和“反合理主义”的角色,这种鲜明的定位使得它具有了极其强烈的思想史意义。在对于近代日本思想与文学、政治与文学关系的揭示之中,丸山真男所试图解构的,正是通行的“普遍性·法则性·概念性”对“个体性·非合理性·直观性”的二元对立图式。在特定历史时期,这种二元对立图式又演化为西方对日本、近代对传统等等多重变体,并且与日本的军国主义意识形态结合,使得事态变得极为复杂。然而,事实上在历史事件时过境迁之后,这种二元对立并未烟消云散,它的思维定势仍然左右着当今日本知识人。丸山真男为了打破在“全体性的合理主义”和“全体性的非合理主义”之间所进行的恶性循环,当年曾经大声疾呼在日本知识界培育“有弹力的知性”,呼吁在社会科学与文学之间寻找共通的课题;为此,他倾注了大量的心血来为政治思想史研究确定非实体性的、处于普遍性与个别性张力之间的位置;丸山真男这种现实感觉违背实体性思维的习惯,所以尤其在“肉体文学”和“肉体政治”占主导地位的日本,他难免曲高和寡;丸山著述本身的难以理解之处,不在于他表述方式的生涩(这的确是他的一个弱点),而在于他违背了日本知识界的一般性思维习惯。所以,丸山那些重要著述的结论被日本学界反复引用、阐发乃至批判,而他为日本政治思想史所确定的这个“虚构的”、处于理论与现实的不对等紧张关系之中的位置,却被轻轻地一笔带过。丸山对于文学位置的讨论,不能真正进入日本思想史的视野,标志着这个领域的实体性思维依然未能真正打破,而反过来说,日本文学界对于丸山真男学术所持的冷漠态度,也显示着这个领域内思考的惰性。
然而,问题仅仅如此吗?假如丸山仅仅揭示了日本知识界的局限性,那么他对于文学位置的思考不可能具有更多的建设性意义;但是,丸山的思考在具有鲜明针对性和批判性的同时,也提出了现代人文、社会科学共有的原理性问题。因此,在他的论述当中,更加吸引我的不是他的批判精神,而是他作为一个理论家的“严格的伦理意识”——它体现为对自己工作限度的承认和在此前提下对于其他领域(最主要的是文学乃至艺术领域)的审慎的开放态度。在此意义上,文学的定位问题不再是思想史分析的视角,而是一个促使思想史研究不断开放的必要的契机。
四
丸山真男所写的为数不多的“文学论”,严格说来,全部是在文学之外讨论文学,所以根本谈不上是“文学评论”。但是,这些以思想史的方法和问题意识所作的论述,却非常鲜明地显示了他作为理论家的伦理意识,并进而把同样的问题推到了文学研究者面前——不能否认,丸山提出的问题,是以文学为基点进行思考的知识分子同样无法回避的重大问题。
《关于武田泰淳的〈士魂商才〉》是丸山真男以接受《思想的科学》编辑部采访的方式写作的书评,对武田泰淳该历史小说进行了具体的评价。在此没有篇幅介绍武田小说的内容,与本文论题相关的是丸山真男借谈论武田泰淳的小说而正面涉及到他对于文学艺术与理论以及历史之间关系的看法。丸山当然注意到,小说作者对于对象的处理方式与思想史力求准确的方式相反,“泰淳氏……对于特征明显的对象不感兴趣,总是把视点置于介于其间的半明半暗之处。这一点作为价值判断的问题是很有意思的。”然而丸山真正感兴趣的不是这些,而是文学艺术如何与学术(在此,“学术”首先暗示着“理论”)站在同一立场上,立足于同样的历史性问题意识。他强调说,“理论这东西产生于以某种方法裁断历史对象的过程中。由于它只是把源源不断流动着的对象出于某种方便而在某一点上截断,再显示断面的结构,因而不可能整体把握流动着的对象全体。这是理论科学的宿命。历史则恰好处于理论与艺术的接合点上。所以仅仅是艺术家写不了历史。但是没有艺术家的气质历史也写不成。”他还强调,历史必须进行“个性记述”,但是又必须顾及历史的“法则性”,所以历史如果不与理论相关,就会像德国历史学一样最后变成浪漫主义,进而还强调历史解决不了的问题,武田泰淳也无能为力。12应该说,在这篇评论历史小说的文字里,“历史”喧宾夺主地取代了“小说”;然而这种喧宾夺主是有理由的:丸山真男尽管在《从肉体文学到肉体政治》、《近代日本的思想与文学》等一系列论文中提出了文学与思想内在同一性问题,甚至试图通过论述政治的非理性因素来建立政治、科学和文学之间的根本性联系,但是他仍然摆脱不了一个既定的困难,那就是这种根本性联系需要一个媒介,一种方式,一个能够操作的途径。在武田泰淳那里,丸山得到了启示,这就是文学与理论通过“历史”进行接合的可能性。他如此强调“历史”同时兼具个体性与理论性功能,其用意显然就在于此。
正是因为丸山对于历史在理论与文学艺术之间所处的媒介性位置的关注,他在论及文学的时候总是采用历史的视点和分析。因此,丸山为文学所界定的位置,是一种在历史建构过程中的位置,它不可能成为独立于历史之外的海市蜃楼。换言之,文学的位置就丸山而言,决不可能以“想象”、“形象思维”甚至抽象的“人学”来表述,它只有在进入了历史情境之后,才具有意义,才可能对其他领域真正开放。
《野间君的事情等等》13是一篇论及现代作家野间宏的短文,在文中丸山真男对思想与人生的关系进行了精彩的解释。丸山认为野间宏是日本文学家中极其少见的、可以把其生活作为思想史加以书写的“例外的存在”;这是因为,“思想”不是如同帽子一样可以戴在头上的东西,它必须具有一种如性欲般的冲击力,能够从人的内部驱动他的肉体;而他的思想发展方式并不仅仅靠读书和观念性的反省,他的思想贯穿着他的经验,通过他的行动加以验证从而得到发展。“外在的足迹无论有着多大的转向和飞跃,在其精神发展之中起支配作用的却是其自身无法摆脱的法则性,这恐怕是自古以来值得被称为思想家的人们的通例。”14丸山以此来评价野间宏,认为他具有“思想家式的作家”的资质。野间宏在动荡不安的昭和前期,的确可算得上是“固守自我”、忠于自己的“皮肤感觉”的作家,因而对他来说,昨日的思想并非仅仅是一个通过点,而“恰如地壳一般,这种时间的经验同时在他的精神构造中也作为空间中的地层累积起来,我觉得他作品的重量感的秘密就潜藏在这里。”
丸山真男如此高度评价野间宏,是因为他在后者那里找到了一种带有普遍意义的工作方式,他将其概括为:通过从对象内部把握它来达到否定它的目的。这是在历史研究中经常遇到的一个难题。面对历史对象,从外部对它进行批判是比较容易的,通常思想史的“启蒙主义”采取的就是这种态度;但是这种外部的态度很难深入到对象之中去,因而也不具有批判和瓦解其内在逻辑的功能;而与此相对,所谓“历史主义”的态度是深入到对象中去,力求理解对象的内在逻辑,它的难点则在于很容易被对象同化,因认同式的“理解”而丧失批判精神。丸山指出,“在思想史领域里以启蒙主义和历史主义的对立形态表现出来的这一两难之境,其实并不仅仅是狭义上的学问与艺术的问题,它也是我们与周围的反动环境——包括机构、人际关系、意识形态等等全部内容——对峙时经常不得不面对的日常性问题。天皇制和军国主义问题在处理上的麻烦就在于此,所以这一点在政治行动方面、在学问与艺术领域里都是日本进步阵营的致命之处。”具体而言,丸山强调的是天皇制的精神病理深深浸润着包括日本无产者和前卫派知识分子在内的整个日本社会,因此所谓启蒙主义的暴露性批判和道德主义的憎恶乃至客观性的分析都不再具有有效性。野间宏在创作《真空地带》的时候,成功地运用自己从军的经历,通过细致描写日本军队内部生活而对其内在结构和士兵的精神状态进行了综合和深入的批判。丸山在这部作品中看到的,是野间宏表现出的克服历史认识中上述“两难之境”的可能性,它反衬出日本社会科学领域尤其是日本马克思主义抽象合理主义思维的局限性:固守“正·不正”的固定范畴并把它与具体情境中的敌我区分混为一谈。显然,丸山在野间宏那里看到了思想从内部驱动人的肉体的冲击力,他意识到文学家(当然只是少数人)具有更直接的“进入历史”的能力,这种能力正是他在分析实体化思维导致理论对现实的无限责任时所深切期待于日本社会科学的。
但是,对于丸山真男自己来说,他难道就不面对这样的问题吗?换言之,当丸山真男如此尖锐地揭示日本社会科学理论从实体化思维到无限的现实责任再到外部化的“启蒙主义”与内在化的“历史主义”的两难之境等一系列问题点的时候,他是如何设计自己的位置的呢?假如他把自己设定在他所批判的对象之外,那么他不也是扮演一个“启蒙主义者”的角色吗?
事实上,这正是困扰着丸山真男的一个“两难之境”。早期丸山保持着犀利的批判锋芒主要取决于他的“西方思想武器”,但是这同时使得他一直在与他所研究和批判的对象之间保持着一个距离从而难以进入其内部逻辑。这种工作方式虽然在分析诸如肉体文学问题时帮助他大刀阔斧地推进了思路,但是也同时限制了他深入到诸如他所批判的“近代的超克”等等对象的内部去。所以,丸山在对日本的本土问题进行批判性分析时,其精彩之处也恰恰是其软弱之处:由于他基本上处在日本文化逻辑之外,所以他能够犀利地分析一般日本学者所忽略的问题;但同时,他也因此而将问题整理得过于清晰,对于某些对象的批判失之于简单化。
60年代之后丸山之所以转向了日本本土文化的“古层”,不能不说与他试图更深入地进入对象本身、以便像野间宏那样把“住在那个世界的内部、被那个世界的逻辑和价值体系深深浸润着的人们驱动起来带到外边去”的努力有直接关系。
丸山真男对于自己这一两难之境有着很清醒的认识,这一点最明显地体现在他对文学位置的关注上。在野间宏论之后,有两篇论文值得充分注意,它们提问的方式表明,丸山真男已经意识到了自己的两难之境并不是个别性的情境,它其实关涉到知识分子(尤其是处于两种文化之间的知识分子)如何为自己定位和现代人文社会科学如何自我开放的问题。这两篇论文是《现代的人与政治》和《关于文学史与思想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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