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是鲁迅逝世70周年，也是鲁迅留学日本仙台100周年。据日本共同社报道，为表示对鲁迅的纪念，日本仙台医学专科学校（现为东北大学医学部）出版了《鲁迅与仙台》一书。鲁迅在仙台的那段日子重新引起人们的关注。日本作家太宰治以鲁迅的这段留学生活为素材创作的小说《惜别》的中译本，也在这时走进了人们的视野。

　　日本人对鲁迅怀有浓厚的兴趣

　　鲁迅被誉为“中国现代文学之父”，而其文学活动却始自日本。在此意义上，日本可以算是中国新文学的起点。确实如此。鲁迅之外，郭沫若、郁达夫、周作人等著名新文学作家均属留日派，五四时期两大主要新文学团体之一的创造社甚至是在日本成立的。鲁迅与日本的密切关系及其在中国现代文化史上的崇高地位，决定着日本人必然对他怀有浓厚的兴趣和不衰的热情。

　　1936年10月19日鲁迅去世，1937年2月至8月日本改造社就出版了七卷本的《大鲁迅全集》。这比中国第一部《鲁迅全集》的出版早了将近一年。在抗日战争正在进行的上世纪40年代前期，日本依然出版了至少3部鲁迅传记。这就是小田岳夫的《鲁迅传》（1941），竹内好的《鲁迅》（1944），太宰治的《惜别》（1945）。三部著作各具特色，但尤具特异性的当属《惜别》。这不仅是因为《惜别》采用了传记小说的形式，更主要的是它与战时日本的国家意识形态以及前两本鲁迅传保持着复杂的联系。

　　“不要欺负支那人”

　　《惜别》是太宰治接受日本文学报国会和日本内阁情报局的委托与资助于1945年初创作的。委托者提供资助，是希望太宰治通过青年鲁迅与藤野先生的关系表现“大东亚之亲和”的思想。但是，太宰治作为一个具有独特创作个性的作家，却是通过《惜别》表达了更为复杂的思想。在作品中，太宰治对孙中山的革命思想和三民主义理论表示了完全的认同。不仅如此，《惜别》中的藤野先生，作为日本人，同样认同孙中山的三民主义。基于三民主义的民族思想，藤野先生主张“支那之保全”，主张“不要欺负支那人”。

　　这种观点实质上已经构成了对日本军国主义侵略行径的间接批判。在《惜别》中，中国儒家文化传统和现代三民主义思想同样得到肯定。太宰治笔下的青年周树人是一位儒教礼赞者，同时是一位道教批判者。这种描写揭示了鲁迅文化心理的复杂性。

　　从《惜别》中读出战争时期日本人的心态

　　太宰治创作《惜别》之前阅读了小田岳夫的《鲁迅传》和竹内好的《鲁迅》，他认为前者“春花一样甘美”而后者“秋霜一样冷峻”。此二者均影响到《惜别》的创作。《惜别》中有青年周树人长达约十页的对自己身世的叙述，这种第一人称的叙述方法与小田岳夫《鲁迅传》的基本写法十分类似。《惜别》对鲁迅与孙中山关系的阐释显然受到了竹内好《鲁迅》类似论述的启发。竹内好在《鲁迅》中指出：“鲁迅在孙文身上看到了‘永远的革命者’，而又在‘永远的革命者’那里看到了他自己。”《惜别》则创造性地将孙中山的革命观念在鲁迅这里具体化为三民主义思想。

　　作为中国人，能够从《惜别》中读出自己的旧面影，读出战争时期日本人的心态。置身21世纪的东北亚社会，穿过60年的时光，阅读《惜别》并且通过《惜别》认识100年前的鲁迅、中国与日本，重新思考民族认同与文化同一性等问题，应当能够在双重的历史纵深感中有所收获。▲（作者 东京大学文学博士、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董炳月）

   《环球时报》2006年03月06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