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日本汉学家谈治学经历：十一年读完《西厢记》很平常）

田仲一成教授

八十四岁高龄的田仲一成教授是日本学士院“中国文学研究”的代表会员（院士）、东京大学名誉教授、东洋文库图书部长。1970年代以来，田仲教授撰写的《中国祭祀演剧研究》等七本中国戏剧专论在中日学界产生巨大影响，2016年初出版的新著《中国镇魂演剧研究》，充分阐释了“从祭祀演剧看中国农村社会结构”的研究方法。从1951年考入东京大学，1983年获得东京大学文学博士学位，1972年回到东京大学任教直至1993年荣休，田仲一成教授可谓战后以东京大学为中心的中国文学研究的最佳代言人。借着田仲教授新著出版之际，笔者请他谈谈他所亲历的战后中国学转型、东京学派的社会主义理想、东京学派与京都学派的异同等话题。

田仲一成（左下）与老同学户川芳郎（左上）以及学生辈的大木康（右下）、片山刚（右上）回忆东大岁月。为了解新中国而学习中文

您在1951年考入东京大学法学部，是什么原因促使您改投中文研究？除了中文学习，当时大学生接触、了解新中国的途径还有哪些？

田仲一成： 高二的时候我自学了增田涉翻译的鲁迅《中国小说史》，书里的中文俗语完全读不懂，这就埋下了后来学习中文的种子。1951年我考入东京大学法学部，第一年在驹场校区学习，随大流选了德语作为第二外语，但是自己还是很希望通过学习中文了解新成立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当时像我这样的战后日本大学生都怀抱着强烈的使命感，认为学习中文、俄语，或许可以打开日本的将来，东京大学的大学生尤其有这样为天下导夫先路的自觉。同学们认为苏联是世界领导者，学习俄语的热情特别高涨，1951年每堂俄语课，可容纳五百人的大课室坐满了学生。中文相对慢热一些，1951年第二外语选修中文的学生，一年也只有六七名。1952年人数激增到十五名左右，当时英国承认新中国，学生也看到刚刚成立的新中国的强大，学习中文的兴趣更高了。不过在全盘采用欧美教育模式的东京大学里，中文科在当时完全属于“少数派”，每年两千名学生里，选中文课的只有十到十五人。这和最近两年东京大学每年三千名本科生里有九百人选修中文，真是天壤之别。

那时候美国控制下的日本政府严控对新中国的新闻宣传，不过1952年以后，新中国的相关信息渠道渐渐多了起来。我在驹场校区的旧讲堂看了一次电影《白毛女》，学生挤满讲堂的放映盛况如今记忆犹新。日本共产党在当时年轻人中影响很大，他们成立了“山村工作队”，学习中国游击战策略，期望在日本取得革命胜利，电影《白毛女》就是山村工作队带到东京大学配合革命运动宣传的。下午三点学生就进场了，工作队组织者轮番上台宣讲，喊着“为了日本而舍命”的口号，现场招募东大学生，这样直到晚上七点才放电影。

除了电影《白毛女》，当时在日本可以看到新中国的书籍报刊吗？

田仲一成： 报刊的话，只能看到《人民日报》《光明日报》和《红旗》三种，《鲁迅全集》普及率比较高，虽然看不太懂，还有后来出版的“毛选”。1940年代到1950年代初期，东京只有内山书店一家在经营中国当代书籍。那时候老店主内山完造还在世，我们还跟他请教中国的事情。内山书店里陈列着新华书店出版的“中国人民文艺丛书”，差不多有一百本，都是薄薄的农民小说、革命小说。1950年代东大的学生学习中文，很多是从这套丛书开始的。当时东大中文系当代文学讲师小野忍开设《中国现代文学》，主要讲解陕北边区的秧歌剧，他从内山书店购买了大量延安时代的杂志。记得他带到课堂上的一本杂志上刊载了延安时代“蓝萍”的照片，介绍说这是毛主席夫人，我们印象很深，感叹其美，后来才知道这就是江青。

相对而言，唐宋八大家之类的中国古文反而读得不多，因为文言文对我们来说不难，难的是现代口语。日本战败之后，学术界的共同想法是，必须开展新的学问，研究中国新文学的动向。驹场校区担任中国语教师的工藤篁先生就是这种想法的身体力行者，他坚持一定要教给学生最先端、最新鲜的中国新语言和新事物。所以除了地道北京话的《骆驼祥子》之外，他还带我们读《王贵与李香香》《李有才板话》《李家庄的变迁》等革命边区文学、农民文学。读懂里头那些没有语法的北方土语对我来说是一场恶战苦斗，也因此激发起我的好奇心和好胜心。

在比您高三届的丸山昇先生撰写的回忆录里，我们也看到他对工藤先生的极高评价，说当时学习中文的学生都是“工藤教信徒”。

田仲一成： 我就是工藤教信徒之一，法学专业课我反而马马虎虎对待。从早到晚跟随着工藤先生的中文课程，他开的所有课，我都去旁听。工藤先生在1960年代东大学生运动中受到学生的批判攻击，挨过困难的时期，定年退休未满一年就黯然逝世，但是他倾注了所有热情的授课，成功转化了三位法学部学生投身中国研究：传田章（原东京大学教授，《西厢记》版本研究专家）、沟口雄三（原东京大学教授，以中国近代思想研究驰名）以及我。工藤先生门下的第一高足是和我同年级的户川芳郎（原东京大学教授、东方学会理事长），是入学时就被挑选学习中文的工藤教五大弟子之一。还有就是桥本万太郎（原东京外语大学教授，以语言地理类型论著名）也是在工藤先生诱掖之下从法语专业转过来的。户川、桥本和我，就是同年级的工藤门生。

1978年7月东京大学中文毕业生到韶山朝圣。仓石武四郎与战后全新的中国文学研究

东京大学文学部的“中国语中国文学”学科是从什么时候设立的？

田仲一成： 明治十年（1877年）东京大学创立的时候就有“和汉文学科”，后来和、汉两途分离，再从汉学科之中分离出史学。1904年汉学科再分为哲学、文学两个学科，但又历经分分合合，直到1948年才定型为今天的中国文学科、中国哲学科。从1893年开始，汉学科就有三个教授讲座（讲席），中国学界比较熟悉的盐谷温、服部宇之吉、仓石武四郎等大学者都曾担任这个讲座的教授。

仓石武四郎先生原来在京都大学任教，转到东京大学之后是否带来了不一样的学风？

田仲一成： 仓石先生是盐谷温的高徒，本科毕业后转到京都大学学习，在那里得到狩野直喜、铃木虎雄等学者的考据学风熏陶，再加上仓石家本来是精通《左传》训诂的汉学世家，出色的研究让他在1939年被任命为京大教授，第二年又被东大聘为兼任教授。在战时那么艰苦的环境下，仓石先生往来于东京与京都之间，非常辛苦。1949年开始，仓石先生辞去京大讲席，专心在东大教书育人，也给东大输入了京都学派的治学方法，比如要求学生不能满足于经文训解，而是要对文献进行更精密的分析。之前他的恩师盐谷温花了近三十年编撰了用传统汉学训读的《国译汉文大成》，仓石接任之后, 把这套已成雏形的丛书搁置于东大研究室之外。

战前的中文系课程一般以中国古典正统诗文的授课为主，从仓石先生开始，这种主流被颠覆了。他本来是训诂学、考证学的权威专家，但1930年之后兴趣似乎转向中国现代语与俗文学，编撰过许多中文初步课本。他主持东大中文学科，开设了持续四学期的“中国文学史”教程，主要采用郑振铎的《中国俗文学史》作为资料，青木正儿的《支那文学史》也是参考之一。1953年开始我旁听仓石先生一周两次的中国文学史课程，主要读敦煌目连变文、元杂剧、京本通俗小说，他每个星期发一篇本文与日文翻译给我们参考。仓石先生作为语言学者，对词曲的微妙表达很有感觉，当时许多宋词和元曲戏曲小说都没有日文翻译，先生就自己翻译一遍，拿到堂上跟学生讨论。

仓石先生的授课重视中国俗文学，是否受到时势影响？京都大学、九州大学等中国文学研究重镇，并没有像东京大学这样强调“战后全新的中国文学研究”？

田仲一成： 日本学术界在战后有一个整体反思、否定旧学问的过程。就中国文学研究来说，当时的学者有着“建设战后全新的中国文学学科”的强烈意识，比如东京大学的教授就十分重视“五四”运动以来的通俗文学、民间文学，尤其强调把农民文学、农民歌谣纳入研究视野。现代文学和中国语教育的老师纷纷选择更能反映新中国动向的新文学作为课程资料，而古代文学的学者也把以往被视为“小道”的俗文学放到中心位置。记得1954年仓石先生的文学史课选读了元杂剧《李逵负荆》，他集中分析了李逵作为“中国农民的典型文学形象”。那一年他还开了另外一门专题课《革命文学时代的鲁迅》，对学生影响很深。

东京大学向来容易受到社会风潮的影响，师生为社会服务的观念很深，京都大学的学者比较不太关心外部世界，学问独立性相对较强。东大老师在战争中配合国家的帝国主义方针，他们在战后反省自己的责任，思想、学风整体向左倾。

比您大十岁的研究者全都研究古典诗文，而到您这一辈的东京大学出身的研究者，以现代文学和古代俗文学为研究对象的学者大大增加了，这是否跟仓石先生课堂上对中国民间文学、农民文学推动有很大关系呢？

田仲一成： 是的。整个1950年代，日本的大学生和教师普遍对无产阶级建立的新中国怀有好感。我记得1953年东大文学部聘请台湾来的伍俶担任外国人教师，伍先生专攻六朝文学，这是我们学生最为排斥的贵族文学，又是台湾背景，于是大家集体罢课，最后文学部迫于压力，辞退了伍俶。现在想起来挺幼稚的，然而这就是当时东大的时代风气。这种研究风气对我的研究影响很大，那就是，重视从农村文化而不是中央文化的角度去思考，更倾向于从社会集团、社会思想的方向去探讨文学，而不是个人的作家、作品。1960年我发表的第一篇论文以“中国农村地方剧研究”为题，也是在仓石、工藤、小野三位先生授课的延长线上所做的选择。

可以说，我们这一代学者，“农村主义”是思想原点之一。1978年，我第一次访问中国的大学，了解到中文系课程分为文艺理论、古代文学、近现代文学、民间文学四个方向，其中古代文学的地位最高，民间文学较受轻视。这完全出乎我的意料之外，因为和我当年学习中文时所了解的新中国“人民文学”正好相反。为什么在人民中国，民间文学的地位如此低下？这个疑问至今未解。

田仲一成先生与学生在日本爱知县做田野调查。从外放到回归

1972年您回到东京大学任教，从1955年毕业到1972年，中间的十七年您当过银行职员、高中老师，又在北海道大学、熊本大学任教，这样的经历与很多人认为的“东京大学是培养官僚的大学”很不一样。

田仲一成： 东京大学的法学部、经济学部、工学部的毕业生成为官僚的多，但是文学部学生几乎没有。虽然能考上东大的学生都很优秀，但是学生出仕当官还是需要专门的知识训练，要下功夫学习法学、政治学，尤其掌握统计的技术才可以，文学部的学生完全没有这方面背景。这个情况跟中国儒家传统下的“学而优则仕”，是完全不同的。东大文学部毕业生的主要去向是中学老师、出版社编辑、报社记者、大学学者等，愿意以笔耕糊口，有志于当官的几乎看不见。

中国学界一直流传着“东京大学培养官僚，京都大学培养学者”的说法，其实是误解。就文史哲这三个学科来说，两个大学的毕业生成为学者的最多，而且东大出身的学者比京大更多，因为校史最久、分布全国的毕业生数量最多，而且东大的老师也比较有力量推荐学生到各大学任教。比如说1950年代全国国立大学副教授以上的一万名研究者之中，百分之六十的学者出自东大。

像您这样从法学专业转行文学研究，在日本学者之中似乎不多见，是什么原因促使的？

田仲一成： 当时法学部毕业生有不少到银行工作，我在日本相互银行（三井住友银行的前身之一）工作了两年，越来越觉得性格不合适银行工作，于是决定遵循自己的兴趣爱好，考回东大的中国文学修士（研究生）。东大研究生入学考试很难，专业水平很高，本来像我这样转专业的人需要重读本科，但因为我那三年的中文课程出勤率很高，老师很熟悉我的水平，仓石先生建议我直接参加考试。1957年，我运气好考上了中文专业研究生。二十六岁进入博士课程那年父亲去世，之前父亲久病也给家庭带来很大的经济负担，我作为长子，下面还有三个弟弟妹妹，负有全家经济重担，完全不敢奢望成为学者，因为毕竟在日本社会，家庭经济优裕的学生才有可能成为学者。父亲在世时也一直不支持我继续做学问，他认为学者的路太艰难了。所以当时我认为还是当中学老师比较现实，于是父亲去世以后，参加了东京公立学校国文科的教师资格考试，获得资格之后，就在高中兼职教国文学，这样的夜校老师生涯持续了七年。其实我平素很喜欢日本古典文学，因此当国文科老师是自愿乐意做的。

可是看您的履历，两年硕士毕业后直接攻读博士，也就是说您在读博的同时也担任高中夜校老师？

田仲一成： 这是迫于家庭经济压力，博士三年我实际上是以中学老师为主业，白天读博士，晚上五点到九点则是高中老师。1950年代末期到1960年代，快速增长中的日本经济需要大量劳动力，许多外地年轻人初中一毕业就到东京来打工，白天在工厂劳动，晚上到高中夜校读中学。我任职的东京都立深川高等学校既有三年制的白天高中课程，也有四年制的夜校课程，夜校的学生读完四年可以拿到完全一样的高中毕业文凭。1962年，我博士课程修了退学。1990年代以前，日本的文科博士一般获得“修了”资格即可，没有被授予机会提交博士论文参加答辩，当然也没有“博士”头衔，只有“博士修了”资格。当时日本学术界认为博士学位是对走完一辈子学术活动的老学者授予的名誉称号，五十岁以下的人根本没有资格提出论文。那时的大学教授常跟我们说：“只要好好做学问，不写论文也是可以的。”所以我对发表论文比较慎重，到了三十三岁的时候才发表第一篇论文。1962年博士修了之后，我就在当时东大录取率极高的东京都立新宿高等学校担任全日制中学的国文科老师。

像您这样博士课程修了之后去当高中教师，在1960年代普遍吗？

田仲一成： 其实我们这样的中文博士毕业一般找不到大学教职的。当时日本设立中国文学讲座的大学不超过十一家，由于大学是讲座式，一个中文讲座只有一个教授名额。我的学长和同学，比如丸山昇、木山英雄、近藤邦康、传田章，也都经历过高中教师的阶段，后来有了机会才回到大学。而且东京大学的教授一直遵守着“组织的原则”，就是从本专业的本科学生中挑选最优秀的人才，修读硕士、博士，然后留在东大接班，先确保最优秀的学生能接班，再顺次解决其他学生的工作。从“组织的原则”来说，我这个转专业的学生是排在最后面的，同年的同学都解决工作之后才能排到我。而且当时我已经专职担任有名的高中的老师，职业也稳定，东大的老师觉得不必考虑我。东京大学在明治初期创立以来模仿的是德国大学的“讲座式”，“教授-准教授-助教”，每个位置只有一人担任，一般由老师推荐自己的优秀学生作为接班人，从助教开始做起。在这样比较封闭的体系里，只要坐上助教位置，之后就算论文发表不多甚至不写论文也可以平稳地上升。东大、京大、东北大之类有势力的大学才有可能保持这样的传统，老师才有可能推荐学生到地方大学去。而且担任讲座教授的学者有权力也有责任推荐学生找工作，学生认为讲座教授掌握着他们的命运，所以逢年过节都到教授家里去拜贺新年，教授家里也常设流水席招待学生。那时候我也到老师家里去拜贺新年。

后来是怎样的契机促使您回到大学任教？

田仲一成： 进入1960年代，日本经济高速发展，开设中国语课程的地方大学多了起来，我的同级同学一个个都回到大学教中文，户川芳郎比我先回到大学任教，他劝我赶紧发表论文，这样好找教职。于是我全职中学教师才担任一年就自愿转为夜校老师，回到晚上教书、白天在图书馆看书写作的生活了。这样辛苦下来，1965年秋天我先后在《日本中国学会报》《东方学》发表两篇论文，受到京都大学的吉川幸次郎、田中谦二、入矢义高三位先生的评价，再加上户川等老同学说服东大的老师推荐我回归学界，1966年，我受到东大东洋文化研究所尾上兼英教授的推荐，到北海道大学担任中国文学讲座的助教。然而日本的大学助教一般不能在本大学转正为副教授，所以1968年我得到转任熊本大学讲师的机会，在九州岛一直执教到1972年以副教授的身份回到东京。如果不是户川芳郎等老朋友们说服东大老师，我可能永远不能成为学者。朋友是我最大的恩人。

印象中东京大学直到现在都有规定，毕业生不能直接留校，“外放”到其他大学去，然后才有可能回归东大。可是东大的学生已经是最优秀的了，为什么毕业不能直接留校任教？

田仲一成： 直接留下还是有危险吧。优秀的学生不一定成长为优秀的学者，东大的老师对自己最得意的弟子也不敢保证他一定可以胜任学术研究，所以让学生到地方的大学去，观察一段时间，有成就的学生自然会被老师召回。不过东大法学院是一个例外，他们有信心挑选的学生一定是全日本最优秀的学者，不需要外放。本科生留下当助手，不久派遣到欧美留学两三年，回国之后即可上升为副教授，经过十年，往往三十三岁左右就当上教授了。这叫做“纯粹培养主义”（in-breeding system）。中国学术界培养人才的方式属于这一种。但是其他学科还是保持“严选毕业生”的办法，尤其是东大医学院，本来杀回东大当副教授已经很了不起的人才，可是医学院规定正教授必须从外校中选出，所以要成为东大医学院正教授的学者又要第二次外放，在别的大学升职之后才有可能回来。这样筛选制度虽然严格，但还是比较公平，也比较保证东大教授“一人当千”吧。

您只用了六年时间就从地方大学调回东京，我认识不少四十岁上下的学者，东京大学博士毕业差不多十年了，还是没能找到固定的教职，感觉这十几年日本的学术界生态环境更加不利于年轻人了？

田仲一成： 我认为现在日本的学术生态太残酷了。从前的学术制度是大学不授予博士学位，但授予地位，学生如果被教授认同，三十岁前后就可以在学术界立足了。现在的大学只管授予学位，但不提供地位，任由博士自己在竞争之中自我生存。三十五岁之前学者如果稳定下来的话，四十岁就可以开始学问的黄金期。可是现在许多这个年纪的年轻人还在为生计而浪费精力，究其原因，这是日本的大学模仿美国式教育。1990年代以前，日本只有十五家大学文学部开设文科博士课程，这二十多年来全国大学都在持续扩招博士，连不太具备招生资格的地方大学也招收了博士。事实上，大学的教职并没有增加，就业市场消化不了这么多博士。竞争越来越激烈，以前不需要任何专业成就也可以担任的助教，现在是博士毕业之后发表几篇高素质论文才能当上。非常勤教师也是一样，总之体制内学者的几个成长环节，一节比一节艰难，比拼论文数量、教学经验。我们的时代，三年出一篇论文是正常的，现在要是这样的速度，可能就被淘汰出局了。如果说以前的大学秉持“学历主义”，进了好大学就等于找到好工作，那么现在大学更多信奉“业绩主义”，论文数量决定一切。

每年3月10日东京大学放榜日，上榜学生被东大学生社团的学长们高高抛起。学生运动与研究转型

1960到1970年代，东京大学校园很不平静，发生了“安田讲堂事件”等多次学生运动，这样的环境是否影响了中国研究的学者？

田仲一成： 安田讲堂事件的时候我正在熊本大学，1972年回到东大才了解情况。整个1960、1970年代，中国“文革”对日本大学的影响很强，东大的本科学生模仿红卫兵批判老师，占领课室不让老师上课，师生关系十分恶化，专治中国古代小说的前野直彬教授，学问完全不牵涉政治，然而当时的新左派学生完全无差别地攻击前野先生，把课堂当成批判会批斗老师。尾上兼英教授也因为遭到学生的严厉批判而离开文学院。担任中国语言讲座的藤堂明保先生站在学生的一边，与大学管理者发生冲突，不得不辞任。这些革命学生追求自由主义，毕业后不愿升学，也不愿到体制内的政府或者大公司去工作。那是一个破坏的时代、人才流失的时代。学生运动对东大师生关系的伤害到了1980年代还在。

经历了多次学生运动之后，中国研究范式是否起了变化？您的《中国祭祀演剧研究》《中国的宗族和戏剧》《中国乡村祭祀研究》《中国巫系演剧研究》等七本大著，虽然属于文学研究，研究方法却结合了东洋史、社会人类学，是否受到1960年代之后的学风影响？

田仲一成： 战后到1960年代中期的中国研究，机械套用马克思唯物主义进行研究，导致学术成果呈现高度模式化。那个时代的学者虽然治学努力，真正的学术突破并不多。1960年代末期之后成长起来的日本新左翼学者，受到托派的个人自由主义感召，摆脱旧模式的束缚，研究题目更为多样化，也敢于提出带有自己体验和认知的新观点。我觉得这是受到学生运动的影响。

日本的学科界限和研究分工还是十分严格，跨界，或者说借鉴其他学科研究方法的现象并不算普遍。研究文学的学者当然会考虑作者的哲学思想、时代背景，但是作家文学之所以产生的社会背景的问题，比如作品在怎样的社会结构生长出来，这方面文学研究者并不太关心。1960年代以后，从历史角度重视文学材料的学者越来越多，这是受到法国年鉴学派的影响，研究视野越来越开阔。1960年代，日本旧左派的简单研究模式出现很大的瓶颈，这时候学者更积极地摸索新的学术方法，尤其重视接收法国学术营养，此外计量经济学、人类学的研究方法也被普遍地接受。1970年代以后成长的学者，研究方法更为多样，眼光更为广大，我本人也受惠于这样的新学风。

您1950年代就投身于中国研究，哪一年才获得访问中国的机会？

田仲一成： 长达二十多年，中国对我们一直是“雾中花”，1976年之后，中国政府开始接受友好团体的组团访问。东京大学的同仁听闻这个消息十分兴奋，就推选工学院的石井威望教授作为团长，通过中日友好协会向中国当局申请，行程获批之后由旅行社帮忙组团。1977年12月27日，东京大学的访问团到达北京，同团的还有尾上兼英、佐伯有一、斯波义信诸位教授。我们都是以中国研究为一生志业，首次踏足中国土地，看到闪闪发光的白桦林掩映下的人民中国，大家心情十分激动。这次访问主要考察中国的工业能力，坐火车前往沈阳、大庆、哈尔滨等东北工业基地。接待单位见到来访者都是老师，于是安排我们这些东京大学的教授到小学去参观，观看小学生表演革命歌舞。我们表示不满，后来才改为让我们参观吉林大学、辽宁大学、哈尔滨工业大学，我看到这些大学把许多书籍一捆捆堆放在走廊，“文革”期间大学的荒废，触目惊心。团长石井威望教授在长春制造汽车工厂观察了工人三班倒制度，看到工厂内部杂乱污染、万事依靠人力的情况，劝告工厂干部说，应该将生产组织改变为自动化机械，而且预言：“1960年代之后全世界已经进入自动大量机械制造的时代，而在这个进步的时代，中国一直在睡觉，仍然依靠人工人力，大大落后于世界工业水平。中国需要拼命努力，但只要努力，大概二十年之后，可以赶上世界前头。”现在看来，预言十分准确。

1978年7月，我们一帮东京大学中文毕业生又组了一个旅行团到中国访问。户川芳郎作为团长，同行的有尾上兼英、传田章、木山英雄等十六人。我们到洛阳、西安、杭州等地参观，圆了古代中国的文学梦。就像我前面所说的，我们这些1950年代的大学生从青年时期就熟读毛泽东著作，此行怀着“朝圣”的心情去韶山。在韶山的毛泽东故宅，我觉得拍照也无法充分表达那时那刻的激动心情，一连画了几张素描，这样才把当时的心情与景物深刻地描绘在脑海里。

我们外国人是不太了解“文革”期间中国人的辛苦的，当时亲眼所见无论哪个地方的中国人都穿着灰黑的人民服，我认为这是难得的“平等社会”，书本里所描绘的“社会主义社会”就是这个样子吧。

2000年12月，田仲一成就任日本学士院会員写真，时年68岁。东京学派与京都学派

中国学界一直比较关心东京大学与京都大学的学风差异问题，您作为东京大学的中国文学研究的领军人物，能否简略介绍一下？

田仲一成： 日本汉学本身的传统是以“日本本位”来研究中国，所做的学问是“为了日本人的汉学”，东京大学主要继承了这一传统。京都大学则是强调采用与中国一样的研究方法，更像是中国古典学特别是清代学术的延续者。比如京大学派的代表人物吉川幸次郎和仓石武四郎同时留学北京，都穿着青衫，戴着中国帽子，有日本人宾客访问他们时，两位教授向日本宾客说“贵国的某某”（指的是日本），而说“敝国的某某”（指的是中国）。他们讨厌东京传统的日本汉学，将自己彻底同化于中国人，毫无日本风气。当然这样的学风差异也跟两所大学的历史有关：作为国立大学的东京大学更早创立，自然而然代表着日本的主体意识，京都大学成立在后，在定位上与东大区分开来，于是以中国学问方法作为特色。

京都学派提出的“唐宋变革说”，直到现在还是日本汉学研究最重要的学说，东京学派在这方面是否有反驳？

田仲一成： 中国的史学分期一般是“隋唐”在一起，日本则是“唐宋”，这是“唐宋变革”学说的影响。唐宋变革，本来是出自内藤湖南的学说，他分为四期（四分法），上古（有史到后汉中期）、中古（南北朝到唐）、近世（宋元到清后期）、近代（清后期以来）。对此，1948年东京大学的前田直典《东亚古代的终结》挑战京都学派，提出秦汉到隋唐，中国社会毫无时代性的本质区别，不应该以魏晋为界分为两期，甚至唐以前都应该一起叫做“古代”，等到宋代才开始新的时代。前田直典为代表的东京学派坚持的是古代、中世、近代的三分法。他依靠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把古代（唐代以前）规定为“奴隶制”，中世（宋代以后）规定为“封建农奴制”，近代（清后期以后）规定为“近代市民制”。对此，京都学派则秉承内藤学说，将南北朝至中唐划到中世（中古），中唐之后则是近世。前田学说的眼光不限于中国，他认为日本乃至东方世界的“古代”都结束于十世纪前后。内藤湖南将唐代中期为变革期，前田真典则以宋代为变革期，前田从《东京梦华录》等宋代典籍里感受到北宋文化气氛与唐代差异而提出的这个文化概念，战后又加入了唯物史观的因素，逐渐演变成一个社会概念。战后争论的一个焦点是：奴隶制、农奴制的过渡是在唐代还是唐前完成的？东亚世界的古代在什么时候结束？前田真典拼命追索这个问题，从而引出上面的结论。目前有些京都派也赞同以唐宋之间为分期的前田说。东京学派的池田温的名著《中国古代籍帐研究》，名为“古代”，研究的时代其实截至晚唐。在我看来，中国文学研究的东京学派与京都学派之间的差异，没有历史学那样的强烈，至少没有围绕历史分期的争辩。

增田涉、竹内好等东京大学学生发起的 “中国文学研究会”，在1950年代曾提出“反对旧汉学”的口号，这是针对京都学派提出的吗？

田仲一成： 竹内好与吉川幸次郎差不多同年，两人之间的对立比较厉害，吉川每发表文章，必遭致竹内为首的中国文学研究会的批评，批其“没有价值”。吉川后来将东大的这帮人称为“徒手空拳之徒”，意思是自己完全没有做研究，为了批评而批评。研究会的组织者之一武田泰淳撰写的《司马迁：史记的世界》在战后几次重版，影响很大，这本书并没有历史的研究背景或者文献的整理，他从自己理解的角度，直观锐利地揭开司马迁撰写《史记》的深层心理，与其说是研究，不如说是小说更为贴切。文笔优美，角度细腻，可以说这代表着东大中国文学研究会学者的风格吧，他们更多是启蒙派，不是专家派。

东京大学的学者比较注意与自己老师的研究区分开来，有意识地树立区别于老师的方法论。京都大学的学者似乎更强调在老师前辈的脚印上，再往深度踏深、宽度扩宽一些。您同意这样的观察吗？

田仲一成： 这和两个大学培育学生的方针有关系。东京大学倾向于放任主义，不大重视上课的成绩，更重视学生毕业论文的水平，老师很少插嘴学生论文的细节，主要根据学生的选题的好坏、专业方向的前途性、研究能力的将来性来判定其水平。东大老师指导学生，对解读具体文献和培养逻辑性比较用心罢了，硕士论文没有页数的限制，让学生想说什么就说什么。这样培育出来的学生方法论意识和逻辑思维比较强，但难免出现在文本解读上不够细腻的缺点。与此相反，京都大学的教育重视学生上课的表现，着力锻炼他们的文献解读能力，老师的指导更为周到和严格，硕士论文有着较为严格的限制，如此培养出有规矩、有基础的学生。而且京都大学的汉学研究有一个很好的传统，就是“共同研究班”，因为没有可靠的辞典，集体会读文献是训练学生解读能力的最好方法，比一个人苦读更有效果，但是其他大学很难拥有京都大学那样的环境。兴趣一样的同行学者坐在一起把一本书彻底读完，这在日本学者来说就是至上的幸福了。鉴于此，1972年到1978年，尾上兼英、平山久雄、传田章、菊田正信，我们五个东京大学出身的学者坚持了六年的共同研究班，每周会读《西厢记》。当时我正在拥有最多《西厢记》版本的东洋文化研究所工作，主要由我报告众本文字的异同，大家在我整理的基础上给予批评。后来青山宏（日本大学）、吉川良和（都立大学）也加进来。1980年代之后我在东大开设《西厢记》研究生课程也采用了这样的会读方式，一年以“二折”的速度读，最后花了十一年读完全书。比较欣慰的是我的学生现在已经是大学的教授，他们在大学上课有时还参阅当年《西厢记》研究会所写的批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