５月６日至１０日，国家主席胡锦涛应邀出访日本，这是中国国家主席时隔１０年首次对日本进行国事访问，在中国普通民众以及媒体中引爆了“日本话题”。与政治外交相比，中日两国之间的文化交流在改革开放后一直没有停止过，３０年来，日本文化就像和平使者，消弥两国因为战争引发的隔阂，改变了日本人因为侵华战争留给中国人民的残暴形象。

改革开放伊始的１９７８年，日本电影《追捕》成为改变中国人生存方式和思考的电影。１９７０年代之前出生的人，对其记忆尤为深刻。１９９８年，时任中国国家副主席的胡锦涛第一次见到《追捕》女主角真由美的扮演者中野良子，在没有进行介绍的情况下，胡锦涛一眼就认出她就是２０年前那部《追捕》里的“真由美”，他当时吃惊地“啊”了一声，接着笑了起来，说自己看过这部电影，现在看到女主角从大银幕上走下来，感觉很不一样。

３０年来，大批的日本文学作品被引进翻译到中国大陆，每一本优秀的日本作品都像一个日本文化的使者，正搭起一座座中日两国人民理解的桥梁，改变着一位位中国读者对日本的印象。在“日本话题”越来越热之时，我们力图盘点日本文化在中国３０年的传播历程，它究竟怎样影响着中国人的“日本观”呢？（商报记者 谢迪南）

文 化

日本文学发展的力量让全世界瞠目咋舌：

在迄今东亚三位诺贝尔文学奖获奖者中，除了泰戈尔，

剩下的二位——川端康成和大江健三郎都来自日本。

在中国改革开放近３０年的日本文学引进出版过程中，

日本现当代的文学名家和文学经典，

给我们提供了一个了解邻国的渠道，

也让我们收获了阅读的快乐，

成为了一代又一代中国人的精神养料。

文化的力量对于中国人淡出那段悲情的历史发挥了巨大作用，让中国人改变了对日本人的印象。

１９７９年，东京大学文学博士、现任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的董炳月还是大学二年级的学生，在回忆３０年前风靡中国的日本电影《追捕》时，神色中仍然可见当初的“狂热”：“１９８０年代初，《追捕》中扮演真由美的女主角中野良子来到中国访问，在北京，所到之处，都有众多的中国影迷，站在街道两旁热烈地呼唤着：真由美！真由美！有一次在天安门广场，如果没有警察维持秩序，她简直是难以脱身。当时中国人喜欢她到这种狂热的地步。像北京上海这种大城市里，女孩子都争相留真由美发型，甚至有的理发店命名为‘真由美理发店’。而在《追捕》中扮演杜丘的高仓健，可以说也影响了一代中国人，当时的中国女性甚至有‘寻找高仓健’的呼声。意思是找男朋友要找高仓健那种有男子汉气慨的人。前几年张艺谋拍的《千里走单骑》，特意邀请高仓健来做主角，就与《追捕》这部电影对他的影响密不可分。在当时流行中山装的年代，杜丘那件米黄色的风衣，几乎引发了中国的男装革命。”２００１年前后中野良子出版了《星之诗》，讲述了她与中国的缘分。２００２年，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的《真由美的世界》就是该书的中文版。

接下来的四五年，日本电影《远山的呼唤》、《幸福的黄手帕》、《生死恋》、《望乡》等相继被引进中国，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那个时代中国人的日本观。

１９７０年代前出生的大多数人，对日本人的印象是侵略中国、屠杀中国人的军国主义形象，但随着日本电影的引进播映，产生的巨大影响，改变了人们对日本人的看法——原来他们也有人情味的一面，感情世界很丰富，也多愁善感，并且善良温柔。董炳月坦承自己就是在１９８０年代初从日本影片中受到触动，于是开始了日语学习，多年之后到日本留学，并研究日本文学。近２０年后的２００１年春天，他在东京第一次见到真由美的扮演者中野良子，青春时代的记忆被唤醒，不禁感慨万千。至今他还珍藏着有中野良子签名和赠言的书籍。

其中因为文化交流的巨大力量而改变对日本人看法的中国人还有很多。新经典文化总编辑的陈明俊也是其中的一位。“１９８０年代，我有幸读到黑柳彻子的《窗边的小豆豆》。充满爱心、思想开明的小林校长和天真善良、活泼可爱的小豆豆，给我留下非常深刻的印象，同时也在某种程度上改变了我对日本的印象。”这也促使了他要用图书搭建中日友谊桥梁的决心。

进入２１世纪，中日关系进入一段低谷，作为一个出版人，陈开始反思自己可以做些什么。中国和日本有着源远流长的历史，但很多时候中国民众对日本的了解却几乎只有侵华战争、南京大屠杀、靖国神社、修改历史教科书等等极端的一面。“我经常在各种场合说，我们不能忘记日本军国主义带给中国的伤痛，但也不能让民众带着仇恨去记忆这场民族灾难，更不能煽动这种仇恨，特别是对孩子，因为仇恨会带来新的战争，战争会给民众带来新的灾难。因此，２００１年，我开始规划大量引进优秀的日文作品。”

中国传统文化精髓

仍然是日本民族的精神食粮

诚然，中国文化作为日本文化的源头，对日本人的影响也非常深刻。

中国传统文化精髓仍然是日本民族的精神食粮。《论语》、《孟子》、《老子》、《庄子》等译著在日本的书店中常年畅销不衰，甚至连明代作者洪应明所著《菜根谭》也成为近年最抢手的畅销书之一。各种版本的《三国演义》家喻户晓，连《杨家将》也成为日本当代作家手中的创作题材。

谷村新司是日本的音乐教父级人物，现在是上海音乐学院的客座教授。他的经典之作《星》无论在日本还是在中国都广为流传，此曲开篇大气磅礴，曲调悠扬婉转，听时给人以万水千山，往事历历浮现之感，实在是一首旷世名曲。许多中国人对这首歌很熟悉，但对这首歌的创作背景可能不是很了解。年轻的谷村新司是在生活郁闷、苦于对人生意义追寻的时候，仰望天空，想像着他所喜欢的《三国演义》里的五丈原，于是突然有了这首世界名曲的灵感。

日本著名导演山田洋次的《远山的呼唤》在中日文化交流里也发挥着巨大作用。这位出生在东北的导演想在这部电影里复员他童年时代对东北的记忆，于是选择北海道作为拍摄地，因为那里跟他童年时代的东北有某些相似之处。

汉字就像陷阱，让人意识不到同一个汉字在中文和日语的语境里截然不同，反而会引发很多尴尬

也许很多人都认为，与同是黄种人同样使用汉字的日本人应该很容易沟通。但董炳月却不这么看。“中国人和日本人相互之间其实很容易产生误解。中国和日本同是黄种人，外表看上去很相似，但背后的价值观、行为方式却相差得很远。”

两国同样使用汉字，那么中国人学习日语相对欧美人来说，是否有一种优势呢？“我看不尽然”，因为同一个汉字，在中日两个国家使用起来的意思可能却相差很远。相似之中的差异，比起一目了然的差异，更难把握也更难表达。从日文翻译的中文读起来有太多的“的”，往往不是那么顺畅，其实与日文中有很多汉字有关。

日本有一个著名猜谜电视节目，常常拿一些汉字让人猜在中文里是什么意思。中文的“饭店”是酒店的意思，而日文的饭店是直接用平假名写ｈｏｔｅｌ，所以来到中国看到“饭店”二字便以为仅仅是吃饭的地方。中国人看日本汉字，也容易出问题。譬如“手纸”，中国人都明白这两个字的含义，但在日语里，这两个字与其中文意思却大相径庭，是“信”的意思。２０００年前后，北大中文系的谢冕教授出访日本，在公众场所经常看到“迷惑”二字的贴纸，他一直很费解，对随行的朋友说，“‘迷惑’这两个字真是把我迷惑住了。”原来，“迷惑”在日语里是“麻烦”的意思。日本是一个喜欢安静、整洁的民族，在公众场合里，多有标志牌提醒大家安静、别乱扔垃圾，不要给别人添麻烦，标志牌上多有“迷惑”这个词。

还有一次一位日本学者来到中国，在一个学术会议上发言，一个中国人给他做翻译。这位翻译的日语还不太过关，日本老师提到一个词叫“痴汉”，翻译把它译成了“痴心男人”，因为在中国语中就是这个意思，可在日语中却完全不同了，而是“流氓”的意思。主要指上班高峰期在电车、地铁等交通工具中对女性性骚扰的男性。意思与汉语完全相反。当时在场的日语更好的人，马上就笑起来了，日本老师还很奇怪大家为什么会发笑。可见同样的汉字，意思却相差万里，也让我们看到了与日本的文化差异。

现在中文里有一些消失的汉字，在日语里却还经常用到，譬如“田丁”等字在今天的中文里基本上见不到了。我们现在经常说到的“人气”，也是从日语中引进过来的，１０多年的汉语中并没有这个词。

正是因为中日两国在文化上有着很深的渊源，因此在董炳月看来，在明治维新后，受了欧美文化影响的日本文化让中国人理解起来，更加困难，“汉字就像陷阱，让人意识不到同一个汉字在中文和日语的语境里截然不同，意识不到这种差异，反而会引发很多尴尬。”董炳月说自己现在翻译的文章经常要放一段时间，在不看原文的基础上重新检查，会发现很多意料不到的误解。因此在他看来，学日语学得最好的未必是中国人，有时候欧美人会学得更地道，这是因为他们不会落入汉字的陷阱里，他们的母语和日语没有相同性，学起来反而没有包袱。

因此在以后的日本图书引进出版中，克服汉字的障碍是翻译一个很重要的课题，以理解差异性为前提，文化交流的过程就是一个发现、理解差异性的过程。

改革开放之前，我们对日本文学是一元化的介绍，改革开放后一元化被多元化取代。现在这个状况是很好，尽管成规模地出日本文学作品的出版社不是很多，但日本有代表性的作家都受到了中国出版社的关注，近现代的经典，譬如川端康成、大江健三郎、夏目漱石等日本大家的作品都被引进了。但日本古典文学翻译引进得不多，可以说远远不够。“问题就出在中国人的文化心态上，我们在文化上对日本人有一种优越感，看重欧美文学。这是一种文化偏见，当然有一个历史原因，日本的古典文学受中国的影响非常大，但问题不是这么简单。日本人也是黄种人，我们也是黄种人，在国民性格和价值观上，中国人和日本人的距离比和美国人的距离要大得多。日本有自己的语言没有自己的文字，借鉴汉字创造了自己的文化，明治维新后，接受了西方的影响，战后又被美国占领，文化的欧化、美国化更显著，日本固有的、中国的、欧美的，在这种多重的被异文化影响的过程中，日本文化的独特性越来越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