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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从作品的精神气质,还是作家本人,生于苏州、居于南京的苏童,都找不到和日本文学的多少牵连。但是今年春天,这个走南闯北却一直声称自己离日本很远的作家,还是有了第一次的日本之行。由旅日作家毛丹青策划、日本关西广域机构促成的苏童关西文学之旅,正赶上樱花时节,恰逢苏童的《碧奴》日文版出版,让随行者目睹了苏童与日本汉学家之间第一次的亲密接触。同此前毛丹青策划的莫言、李锐的日本之行类似,这依旧是一次时空转换下的文学互动,有美丽的风景带给人的触发,也有不同文化对人想象的激活。对苏童的采访穿插于行走之间,没有定规,不拘一格,这让一向回避公众视线的苏童,有了一次全面的释放。我们也因此见识了一个随和、机趣、幽默、开放的苏童,同时对他的创作有了一次真切的逼近。
4月2日,大阪
“我看到了一滴眼泪的价值”
到日本大阪第二天,就是一次苏童与汉学家的交流座谈会。日本各所大学的汉学家悉数到齐,其中有译过莫言、贾平凹、李锐作品的吉田富夫先生以及余华、铁凝作品的翻译者饭塚容先生。后者同时也是苏童《碧奴》的翻译者,他从东京赶到大阪,特意奉上刚刚由角川书店出版的日文版《碧奴》。日文版《碧奴》有一个副标题叫“泪女”,无疑,苏童笔下女人的眼泪,也感动了这位翻译家,他同时感叹,“这是一部有中国特点、有历史感的小说,值得日本读者阅读。”
因为长年和中国文学打交道,这些汉学家都能用中文顺利交谈,使得这次座谈成为日本第一次没有翻译介入的异国文学交流会。许多汉学家都不约而同对苏童创作《碧奴》的动机与构思表示了兴趣。苏童回答他们:之所以选定孟姜女,因为从她身上,看到了一滴眼泪的价值。它关涉到一个中国女人的情感与心灵,当然背后是一条艰辛的旅程。“写孟姜女,难度在于一方面它家喻户晓,另一方面人们对她又一无所知,除了一个哭泣的形象。她为什么要千里送寒衣,我首先认为这是一个千年以前的中国女子最自然的情感——如果她是叶子的话,丈夫就是树。我没有演绎他们夫妻如何相爱,我首先是认定这种情感存在。我所要克服的难点反而是,这么一条漫长的寻夫路,我到底让她如何走完。”
关西大学研究赵树理的汉学家萩野先生特别提到苏童小说中的气味,他说,苏童的文学离不开闻这个动作。《碧奴》中的气味也无处不在。这个小小的发现令苏童很开心,他承认,闻这个动作,的确在他生活中被特别强调。当年初踏岗位做小说编辑,就是通过文字散发的气味辨别作品的好与坏的。他说,散发出美好气味的小说,一定会挑出来好好读的。
由小说到电影,许多日本汉学家承认,他们是先看了《大红灯笼高高挂》,然后才注意到小说《妻妾成群》。二者看来差异很大,苏童却认为:小说和电影没有什么割裂,张艺谋的改编,精神上忠实了原著。当然,作为小说原作者,苏童承认,一开始,对电影还是排斥的,但看多了,眼光会越来越客观。甚至从一个利益相关者变成了一个电影专家的眼光。“现在来看,这部电影对中国电影是有贡献的,因为第一次,敢于在一个封闭环境中展开一个故事,并顺顺当当地讲完。”“但电影是电影,我是我。电影的成功有一部分属于张艺谋,和我无关”,似乎为了印证这一句话,苏童提起当年电影热映时的轶事。“那时我住在南京一条很破的街上,房子门口是电影公司大广告牌,巩俐那张脸正好挡住我家的门。每天我从那里出出进进,有时骑着车换煤气,觉得广告牌和我无关,煤气才和我有关。”
4月4日,神户途中
“我笔下的女人总是不请自来”
日本四月,满目樱花,到处是盛装出行看樱花的人流,还有聚在花下吃烧烤的人群。从大阪乘车至神户,车窗外的沿街大道依旧樱花怒放,苏童一路感慨:日本人真是爱花的民族,他们对狂欢的需求与欲望比我们强烈。
由现实之花想到作品中的花,苏童提到他的短篇《水鬼》。一个相信水下有水鬼的女孩,因为一朵睡莲的诱惑,被一个老在河里游泳的民工引到水塔里强暴。当她捧着湿漉漉的红莲从水中出来时,已经预示了悲剧的完成。所有的罪恶,都是通过花的暗示做的表达。罪恶包裹于诗意之中。苏童认为,这是他最隐晦、含蓄的一篇小说,正是借助这朵花的神秘力量,让他躲过了小说叙述上的通常套路,花在这部作品中,构成了一种叙述力量。
由花到女人,似乎是非常自然的联想。苏童笔下的女人都摇曳生姿,被认为是中国最擅写女人的作家,但他却说:知识女性我写不了,因为我不了解她们。就连“重述神话”写孟姜女,也一定要给她起好名字才能写——我得把她变成我的女人。将孟姜女化为碧奴,苏童深知很多读者不喜欢,但他至今认为,这名字很美,而且贴近他的南方,总之,离自己很近。“写女人,我更愿意写市井女人,因为小时候生活的那条街,非常市井化,家家户户门窗洞开,所有门洞,透出生活信息的,都是女人的声音。有人说三个女人一台戏,其实一个女人也一台戏。当然也跟我母亲有关,她虽然是工人,但有豪侠之气,在我们那条街上担当着业余居委会主任的角色,每天我都能看到许多女人在我们家来来去去。我写她们,根本不是我在找她们,而是她们不请自来。我写她们,也不是以我成年后的价值判断来写,而是依赖于青少年时期懵懂初开时对世界的那份直觉,也可以说是一个街头少年的方式。”如何处置女性角色,沈从文的《边城》一出,翠翠的形象就影响了以后的很多作家。而苏童恰恰不喜欢《边城》,“如果所有的错都是外界男权社会所施与的,那这个人物就站不起来也打不开。一个女人除了受苦受难、除了反抗哭泣,还有什么,这就是我写女性人物所要探究的。”
4月2日,大阪
“我看到了一滴眼泪的价值”
到日本大阪第二天,就是一次苏童与汉学家的交流座谈会。日本各所大学的汉学家悉数到齐,其中有译过莫言、贾平凹、李锐作品的吉田富夫先生以及余华、铁凝作品的翻译者饭塚容先生。后者同时也是苏童《碧奴》的翻译者,他从东京赶到大阪,特意奉上刚刚由角川书店出版的日文版《碧奴》。日文版《碧奴》有一个副标题叫“泪女”,无疑,苏童笔下女人的眼泪,也感动了这位翻译家,他同时感叹,“这是一部有中国特点、有历史感的小说,值得日本读者阅读。”
因为长年和中国文学打交道,这些汉学家都能用中文顺利交谈,使得这次座谈成为日本第一次没有翻译介入的异国文学交流会。许多汉学家都不约而同对苏童创作《碧奴》的动机与构思表示了兴趣。苏童回答他们:之所以选定孟姜女,因为从她身上,看到了一滴眼泪的价值。它关涉到一个中国女人的情感与心灵,当然背后是一条艰辛的旅程。“写孟姜女,难度在于一方面它家喻户晓,另一方面人们对她又一无所知,除了一个哭泣的形象。她为什么要千里送寒衣,我首先认为这是一个千年以前的中国女子最自然的情感——如果她是叶子的话,丈夫就是树。我没有演绎他们夫妻如何相爱,我首先是认定这种情感存在。我所要克服的难点反而是,这么一条漫长的寻夫路,我到底让她如何走完。”
关西大学研究赵树理的汉学家萩野先生特别提到苏童小说中的气味,他说,苏童的文学离不开闻这个动作。《碧奴》中的气味也无处不在。这个小小的发现令苏童很开心,他承认,闻这个动作,的确在他生活中被特别强调。当年初踏岗位做小说编辑,就是通过文字散发的气味辨别作品的好与坏的。他说,散发出美好气味的小说,一定会挑出来好好读的。
由小说到电影,许多日本汉学家承认,他们是先看了《大红灯笼高高挂》,然后才注意到小说《妻妾成群》。二者看来差异很大,苏童却认为:小说和电影没有什么割裂,张艺谋的改编,精神上忠实了原著。当然,作为小说原作者,苏童承认,一开始,对电影还是排斥的,但看多了,眼光会越来越客观。甚至从一个利益相关者变成了一个电影专家的眼光。“现在来看,这部电影对中国电影是有贡献的,因为第一次,敢于在一个封闭环境中展开一个故事,并顺顺当当地讲完。”“但电影是电影,我是我。电影的成功有一部分属于张艺谋,和我无关”,似乎为了印证这一句话,苏童提起当年电影热映时的轶事。“那时我住在南京一条很破的街上,房子门口是电影公司大广告牌,巩俐那张脸正好挡住我家的门。每天我从那里出出进进,有时骑着车换煤气,觉得广告牌和我无关,煤气才和我有关。”
4月4日,神户途中
“我笔下的女人总是不请自来”
日本四月,满目樱花,到处是盛装出行看樱花的人流,还有聚在花下吃烧烤的人群。从大阪乘车至神户,车窗外的沿街大道依旧樱花怒放,苏童一路感慨:日本人真是爱花的民族,他们对狂欢的需求与欲望比我们强烈。
由现实之花想到作品中的花,苏童提到他的短篇《水鬼》。一个相信水下有水鬼的女孩,因为一朵睡莲的诱惑,被一个老在河里游泳的民工引到水塔里强暴。当她捧着湿漉漉的红莲从水中出来时,已经预示了悲剧的完成。所有的罪恶,都是通过花的暗示做的表达。罪恶包裹于诗意之中。苏童认为,这是他最隐晦、含蓄的一篇小说,正是借助这朵花的神秘力量,让他躲过了小说叙述上的通常套路,花在这部作品中,构成了一种叙述力量。
由花到女人,似乎是非常自然的联想。苏童笔下的女人都摇曳生姿,被认为是中国最擅写女人的作家,但他却说:知识女性我写不了,因为我不了解她们。就连“重述神话”写孟姜女,也一定要给她起好名字才能写——我得把她变成我的女人。将孟姜女化为碧奴,苏童深知很多读者不喜欢,但他至今认为,这名字很美,而且贴近他的南方,总之,离自己很近。“写女人,我更愿意写市井女人,因为小时候生活的那条街,非常市井化,家家户户门窗洞开,所有门洞,透出生活信息的,都是女人的声音。有人说三个女人一台戏,其实一个女人也一台戏。当然也跟我母亲有关,她虽然是工人,但有豪侠之气,在我们那条街上担当着业余居委会主任的角色,每天我都能看到许多女人在我们家来来去去。我写她们,根本不是我在找她们,而是她们不请自来。我写她们,也不是以我成年后的价值判断来写,而是依赖于青少年时期懵懂初开时对世界的那份直觉,也可以说是一个街头少年的方式。”如何处置女性角色,沈从文的《边城》一出,翠翠的形象就影响了以后的很多作家。而苏童恰恰不喜欢《边城》,“如果所有的错都是外界男权社会所施与的,那这个人物就站不起来也打不开。一个女人除了受苦受难、除了反抗哭泣,还有什么,这就是我写女性人物所要探究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