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月4日晚，大阪

　　“小津比川端更日常”

　　尽管有对川端康成纪念馆的一次参观，有对三岛笔下金阁寺的一次造访，和苏童一路走下来，还是很少听到他对日本作家作品那种自然而然的提及。挂在他嘴边最多的，是日本导演小津安二郎。看京都的木门、小桥、花，路上的日本人，他会说：我总在想，哪些是曾在小津电影中出现过的。小津电影《浮草》中，一方面是杂耍艺人的游走，另一方面又有一个家的主题，在苏童作品中，也似乎有一个奇妙的对应：一方面是香椿树街、枫杨树的故乡主题，另一方面又是一个逃的主题，其中一部作品，就叫《1934年的逃亡》。

　　行程结束前，在其下榻的KK酒店做最后一次采访，比较川端康成与小津安二郎的不同，苏童认为，川端康成作品对本民族文化的处理方式是非常文学化的，带有某种抒情性，而小津的角度更日常、更普通，也更精准，更能反映日本人的伦理风景。临走之前，苏童说：最大的遗憾是没有去一个普通的日本人家庭看一看。

　　相对于日本文化中那种决然与凛冽的质地，“日常”的日本似乎更合苏童的裨好。这就如同他在北京上学，最终没有选择北京、上海定居一样，他认定只有南京这样的中等城市才能保有一份生活的日常。“我在南京写作，也像南京人一样生活。我对自己身份的认同，是从那些具体的日常生活而来。最近一次搬家，要搬那些书，我才意识到，哦，我是个作家。”

　　南京的节奏也的确是相对缓慢的，所以，眼前那些日式小桥、木门所带起的慢生活，也让苏童心有所感。站在川端康成短篇《反桥》中写到的太鼓桥上，他说，我对这座桥有感觉。大概只有慢的节奏，才能为这个世界留住一些美好东西的尾巴，什么东西你急着要消灭掉它干吗。苏童说自己对快的反感完全是非理性的。

　　正是在这种对慢的留恋中，你似乎更能理解一个像他那样曾经创作处于井喷的作家，如何现在越来越不出活儿——这起码是外界对他的印象。以至于今年人民文学出版社推出他一整套短篇小说集之后，人们才知道这些年他都在营造自己的短篇王国。短篇是苏童作品中最珍爱又最易被忽略的孩子，他忍不住叫屈：“干这个活儿、种这块地，没人收，没钱挣，总之没什么功利等待我，但我钟爱它们，有十几部短篇，我是可以把它放在枕头边的。”

　　他接着释然：“我能忍受这些。我的忍耐力一方面表现在忍耐自己写作上的磨磨蹭蹭，犹犹豫豫，另一方面是我不太在意外面怎么看。这可能是呆在南京才会有的心态。也许我陷入了一种比我的青春期维持得更久的循环，我要适应自身这个规律。”“我不知道这种犹豫会让我支撑多久。但有一点值得我窃喜，我依旧对虚构兴致勃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