紧接近藤之后，1986年7月，井口晃(11)在东方书店发行的中国研究专业杂志《东方》上《莫言的中篇小说〈金发婴儿〉》一文中对莫言进行了介绍(12)。东方书店是一家专门从事中国图书出版和销售的著名书店兼出版社。当时这本杂志每期都会有3页的《现代文学鉴赏》专栏，该专栏由原早稻田大学教授杉本达夫、现日本大学教授山口守等现代中国文学研究者轮流执笔。井口列出莫言从1985年到1986年初发表的《透明的红萝卜》等5篇中篇小说、10篇短篇小说的作品目录，并评论道：“仅从量方面来看，确实已经很庞大”、“在这些作品中已经可以清楚地看到莫言希望能让平民大众读懂自己的意图。莫言的作品中处处充满着新奇的想法，也没有在中国一部分年轻作家作品中常常看到的浮华”(13)。井口在对莫言短篇小说的朴实无华表示肯定后，倾诉了对作家莫言深感兴趣的缘由：“通过短篇小说《枯河》可以看出，既不是对文革时期的凄惨和权力的残酷进行告发，也不是揭露中国农村残存的‘黑暗面’。文章通过一名最终离世的少年的所看所想，描写了人生中无可避免的阴郁和无法估量、难以理解的黑暗——作者莫言的意图正在于此”(14)。

井口对莫言作品中没有告发和揭露社会阴暗面这一做法予以充分肯定，他针对莫言短篇小说的“幻想性”做出以下评价：“莫言所描写的现实，无一例外都是被作家进行了‘意识上的夸张、变形’、‘带上神秘和幻想的色调’，被封锁在难以捉摸、暧昧中的那些现实分别在每一部作品的最终结局里，作为唯一的‘真相’呈现在读者面前。就《金发婴儿》而言，可以说事实正是婴儿的死和天球的错乱意识中呈现出的那种‘美’吧。可是，即使读者觉得自己捕捉到了‘真相’，有可能那只不过是根据作者巧妙设计、用人为净化法而创作出来的幻想罢了。”(15)莫言的短篇中存在着一种“无前提”地描绘着仿佛既是“真实”、又是“幻想”的虚实参半之“美”。井口在文章最后对此表达了赞许之意。

如是，中国文学的学者们在中文学习、研究的专业杂志上关于现代中国文学的随笔专栏中率先介绍了莫言，这点可以称为日本接受莫言文学第一阶段的特色。

此后不久，1987年9月由萩野修二撰写的《向绿色的挑战：从张洁到阿城再向莫言》在《季刊中国研究》上发表(16)。次年，中国电影研究者白井启介在内山书店刊行的杂志《乌其山季刊》(17)第21号(1988年9月号)发表了《野生横溢——从莫言的〈红高粱家族〉到电影〈红高粱〉》。这两篇文章刊登在中国研究专刊上，即已表明莫言此时已进入日本的中国研究者们的研究视野。

莫言作品最早的日译本被认为是井口晃分别于1989年4月和1990年10月译成的《红高粱》正、续两卷。然而笔者发现，早在1988年4月，井口已于同仁翻译杂志上发表《枯河》(18)，这篇应定位为莫言最早的日译作品。因此，井口晃在莫言的早期介绍和翻译方面是具有代表意义的。

但是，对于莫言的代表作《红高粱》，井口却充分表达了不满之意。首先，他在《红高粱》正卷的第一、二章的后记中针对莫言对“麻风病”者使用的“歧视言辞”进行了批判：“在《红高粱》这部小说中，莫言对‘麻风病人’使用的带有歧视倾向的粗暴言辞十分明显。虽然说‘歧视’应该不存在可允许的范围，但是在这部作品中莫言对于‘麻风病人’的态度确实过度了。虽说源于年轻作家急于出名，但却不应对其置之不理吧”、“为什么莫言要如此刻意地描写‘麻风病人’的异样、异状呢。麻风病人绝不会散发腐臭恶臭，胎儿在母体内也不会感染，也不会出现脸部和头部变形及所谓的‘长头症’。这种程度的知识，即使不查专业资料，仅翻看手边的‘家庭医学书’等启蒙书籍就应知道”。其后井口对莫言创作的出发点及思想加以概括并进行了严厉批判，“高贵、美丽、温柔等等，对在此前被视为神圣之物的价值意识表示异议，与之相反的卑贱、丑陋、残酷等被既存文化中视为‘卑贱’，尝试为这样‘卑贱’的文学复权——是这位作家创作活动的出发点，也是思想基础。可是，就《红高粱》来看，很难说莫言的尝试是成功的。我认为，岂止是不成功，作家莫言恐怕都丧失了初衷。因为莫言对‘神圣之物’的反叛是为了现在要创造出另一个神圣的权威，甚至到了有可能助长对新‘卑贱之物’的谬见和偏见的地步”(19)。

并且，井口在《红高粱》续卷“译者后记”中，还将“寻根文学”派和莫言的作品风格作为批判对象，阐述道：“以拉丁美洲文学为原型的‘寻根文学’，只是以‘先祖回归’和粗暴见长，它以无‘根’的小技巧告终。形式上看起来相似，但还是认为‘寻根文学’和为其原型的拉丁美洲文学是完全相异的为好吧”；“例如，将《红高粱》的作者莫言称为‘中国的加西亚·马尔克斯’或者将其称之为超越了加西亚·马尔克斯的人——半个世纪之前就已经流行的‘中国的高尔基’、‘中国的契诃夫’等诸如此类，根本就是非文学的类比，大肆泛滥的这一‘现实’让我不禁感到震惊。我认为，这样陈旧、无意义的类比难道停止不是更好吗”(20)。

不仅如此，井口先生进一步批评道，“只不过是贩卖粗俗罢了，这正是没有根基的小聪明”。他引用当时在日本人气最高的中国女作家残雪的一段话作为论据。井口首先介绍了残雪在日本的文艺杂志《Eureka》(中译文为《我发现了》)登载的批判性评论：“对我们民族而言，无异于麻醉剂。这没什么新颖之处，不过是鲁迅几十年前描写的阿Q精神的延伸罢了”(21)。井口不仅引用残雪对于莫言“适当地捏造”这样的批判，也对“莫言的底子里的浅薄”作了总结。对残雪所作评论深表同感之余，还苦言道：“在阅读莫言的《红高粱》时，文中虽然体现着强壮，但其实存在着软弱。在翻译时，对于这部作品中四处洋溢的无聊的‘民族精神’礼赞，及遇到对‘原始’社会的赞美时，我都只能停笔苦笑。不得不让人认为，正是由于莫言这种底子里的浅薄，才如我在前卷《后记》中所指出的那样，没有顾及麻风病人，才会出现粗暴的表现。各位读者在阅读此作过程中，和我同样持有这种情感的人难道不多吗？”(22)

笔者认为，其实文学作品对某种事物或人物的描述和评价并不能完全等同于作家本人的真实想法和观点，此处的描写恰好应该是作家莫言试图对本世纪初中国农村一部分缺少现代医学知识的人们对于麻风病的想象和恐惧心理进行的认真描述。对在近代卫生概念普及前人们的这种恐惧心理进行生动描写的莫言，竟然被如此简单而彻底地定罪为差别主义者(歧视残疾人)，这是否值得商榷？作为本应最理解原作、原作者的译者，不仅在“译者后记”里对原作以及原作者发出“苦笑”，甚至对读者提出“和我同样持有这种情感的人难道不多吗”的疑问，即试图从读者一方寻求批判莫言的同盟者。日本民众阅读完这样的译者后记，对小说的阅读价值产生怀疑自是不言而喻。而这对莫言文学尚未在国外广泛传播的初期而言，如此“定罪”无疑会给莫言文学带来极大负面影响。

《红高粱》(正和续)出版后，不但《朝日》、《读卖》两家报社没有登载该书的书评，其他媒体亦无刊载介绍或书评。此时，正值日本刚经历对汉森病患者歧视风气进行反省及批判的时期，日本文化界呈现出一片沉默之态。而唯一打破这一局面的便是身为日本最高学府东京大学的中国文学研究者藤井省三。他毅然投稿共同通信社文化栏，发表了对译者井口解说的批评文稿，详细说明并指出“麻风病”在小说里的涵义深刻、意味深长，而且故事里的“麻风病”未必是西医里的汉森病(23)。这是出现在日本主流媒体上的第一篇有关莫言小说的书评，也是唯一一篇对莫言《红高粱》(正和续)的书评。这一现象充分反映出当时媒体大众的态度。

莫言一系列生动描写中国农民感情的中短篇小说集，与以华丽的倒叙手法或以紧密的故事构造为特色的长篇小说风格迥异。井口晃怀抱矛盾的情感翻译了《红高粱》(正和续)，在译者后记中批判了莫言的原作。至此，原作小说《红高粱》的价值在日本文化界未得到承认，该译文版本也基本绝版。而《红高粱》再次受到关注已是2003年12月。在岩波出版社发行的版本中井口先生虽然重新提及“麻风病”一事，但与德间版相比，对莫言的质疑程度有所缓和。岩波译本发行时特地附上明治大学教授张競对莫言作品细致入微、格调甚高的长篇解说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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