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年春天，艾略特（Eliot）从纽约来伯克利开会，我们一起去旧金山看望他的老朋友G。他住在离金门公园不远的住宅区，相当安静。 　　G长我一两岁，小个儿，蓄著胡子，说话快，多少有点儿神经质。他夫人D是尼加拉瓜诗人，雍容大方，有一种难捉摸的美。那是两室一厅的单元，陈设简单，有一种匆忙的痕迹。原来他们刚搬家，书还没来得及拆包。聊了一会儿，我们去附近一家上海馆子吃午饭。G送给我他刚出版的诗集，以及他翻译的D的诗集。 　　一个多月後，我接到G的电话，他们夫妇要来戴维斯朗诵，约好一起吃晚饭。我们在“芥末籽”（Mustard Seed）意大利饭馆见面。由大学请客，连主宾带学生外加我们跟著蹭饭的，满满一长桌。一个尼加拉瓜女学生坐我身边，对D充满景仰，说是她心目中的女英雄。席散兴未尽，我请他们夫妇到我家再喝一杯。杯光觥错中，只见他俩眉目传情，心有灵犀，要说岁数可不小了，竟有年轻人一般的恋情。那一晚，从美国底层生活到诗歌，从越战到拉丁美洲的革命，词语跳跃闪烁，在昏暗中拉开一幅历史的长卷。 　　G出生在匹茨堡一个工人家庭。爷爷是钢铁工人，因工伤失去了两条腿，却未得到赔偿。父亲是运送冰块的卡车司机，自幼他就常跟著父亲干活。他是个梦想家，常去博物馆图书馆闲逛。有一天，他从图书馆架上抽出一本绿色封皮的书，装裱精美，让他叹为观止。这是十九世纪版的惠特曼的《草叶集》。就这样，一个大诗人和一个穷孩子相遇，前者把後者照亮。就在那一瞬间，他决定以後做个诗人。 　　由於跟父亲关系不好，他十二岁离开家。头两年还时不时回家看望母亲，以後就慢慢断了联系。他露宿街头，靠干各种苦活维生，但一直坚持上学。他常常泡在图书馆。在惠特曼的指引下，他开始写诗。十八岁那年他决定去当兵，这是继续受教育改变命运的惟一出路。 　　作为医务护理员，G先在利比亚的美军基地待了一年半。一九六九年三月，他被转到越南的野战医院。刚一到他就对那场血腥的战争充满厌恶，在每天的死亡面前，国家的谎言是多堋苍白无力。这厌恶很快转变成行动：从秘密张贴反战标语开始，到拒绝每天早上的出操。一九七零年年初，他被送上军事法庭。 　　“自一八九八年美国出兵跨过自己国界，这战争从来就没停止过，从媒体到政治家谋略，模式相似，但规模越来越大，越来越残绘。”G感叹道。 　　他在军事法庭上赢了。退伍後，他回美国上大学，最终拿到文学硕士，他搬到旧金山。他热爱东方文化，从中国古诗词到日本俳句，又从日本俳句转向武术。一九七八年，他去日本京都拜师习武一年，靠教英文维生。後来日本一家基金会请他去做访问学者，又是一年。 除了写诗教书办文学刊物，他还从事一项庞大的计划，即把诗歌贴在全美十六个城市的十四万辆公共汽车上。我就参与过这种集体阅读活动。由於车厢拥挤，一旦你被卡在某个角度，那非读不可。 　　六年前，G在一个诗歌活动上遇见D，堕入情网，使两个传奇故事连在一起。 　　D出生在马那瓜（Managua）的一个文化世家，其家庭成员几乎个个对尼加拉瓜的政治文化都有影响。她是在天主教学校那保守刻板的气氛中长大的，十七岁刚上大学她就卷入政治漩涡。在反对索摩查（Somoza）独裁统治的革命期间，作为民族解放阵线的战士，她一直从事地下斗争，最後成为流亡的山第诺电台（Redio Sandino）的播音员。革命胜利後，她进入尼加拉瓜新政府，做了文化部副部长。“那时我们的内馈成员都二十多岁，每次出国开会都让人眼睛一亮。”她骄傲地对我说。 　　她在任期间，和当时的文化部长著名诗人卡丹泰尔（Ernesto Cardental）密切合作。她主要负责的是拯救尼加拉瓜艺术，开展全国性的识字运动。他们组织各种诗歌工作坊，甚至连拳击手都在学写诗。这一传统持续至今。 　　他们告辞了，平行的车灯在黑暗中摸索。此後都忙，除了寄书写信发电子邮件，一直无缘见面，直到前不久，我们在爱尔兰的诗歌节上重逢。我朗诵时，由G介绍我并读我的诗的英文翻译。我们一起泡酒吧，在喧嚣中乾杯。 　　我路上正好带著D的英译本诗集《凶猛的泡沫》（The Violent Foam），这书是他俩合译的。G在序言中这样写道：“ D和我在本书互相转换，几乎可以说融化在一起，以至於她的童年成了我的童年，她的家庭成了我的家庭，反之亦然。在我们相遇之前，我们已有交融艺术理想的特殊经验。当我们相遇，诗歌成为我们双方生命的基础与动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