漫漫人生路悠悠，

命讳襁褓向谁求?

踏遍东海万顷浪，

梦中慈母在神州。

那张发黄的照片，我己珍藏了半个世纪。每当我看到那张照片时，少年时代的往事，就在脑海中层层涌动。

都说孤儿没有尝到母爱，我却得到了中国母亲深深的爱。都说孤儿得不到亲情，我却得到了中国姐姐的真挚亲情。虽说与日本的亲生父母生离死别是人间最大的悲剧，但能在这么善良、温暖的中国家庭中成长，却是我的最大幸福。我的中国母亲和姐姐，一辈子过的都是清贫的日子，没给我留下什么遗产，但他们却教会了我如何面对人生。给我的那份情、那份爱，是我一辈子也用不完的财富。

11月1曰是母亲去世的忌日，12月1日是姐姐去世的忌日。每年到这段日子，我的心里都不平静。总觉得她们去很远的地方了，盼她们早日归来。我又拿出了那张照片，凝视着……母亲和姐姐向我慢慢走来……

母亲1900年9月生于河北省农村，历经了清末、民国到文化大革命的历史全过程。是典型的农家妇女。40岁时随夫闯关东，来到黑龙江省，在齐齐哈尔郊区的小镇上住下来。没有文化，连自己的正式名字都没有。还是50年代初，街道办扫盲班，居委会主任给母亲起了个名字叫“张敏”。

1945年8月，日本战败投降。我和几千名日本孩子一样，被遗弃在中国。是中国的母亲和姐姐救了我，从河边野草丛生的死人堆里发现了我，把我抱回家。当时养父在外地打工，由于战乱，中长铁路停运，失去了联系。家中只有母亲和姐姐。姐姐13岁，正在上学读书。她们用小米粥一口一口地喂我，几天几夜地守着我，眼看着我渐渐地恢复了元气。由于我的到来，给这个家庭带来了喧闹，也带来了欢笑。母亲说我是她的月亮，姐姐说我是她的明珠。她们一天天地期盼着，期盼着小儿子健康成长，期盼着小弟弟长高长大。同时也为我时时地担心受怕。俄国军人经常半夜挨家挨户搜查日本人。每次到我家时，母亲都把我抱在怀里喂奶骗过他们。

光复后的那段日子是非常艰难的。母亲靠纺线、编苇席、编草帘、做引线活儿挣点钱维持生汁。增添了我之后，为了照看我占去了母亲大部分时间，又增加了许多支出，家中的生活难以维持。姐姐毅然退了学，挑起家庭生活的重担。姐姐非常能干，一天能编一张苇席，还帮母亲做些手工活儿，到市场去卖。经常步行到离家二十里的齐齐哈尔市赶集。背着大包小包，用旧衣服改制的小孩衣服、自己编织的毛衣、自己做的鞋等，在市场里叫卖。一天下来，又累又饿，但也舍不得买碗热粥喝。但每次回来，都给我带回油条，或是糖果、饼干。还为我准备了一个小木匣子，让我随时取出来吃。有一次吃饭时，我不知从哪里捡回一个榛子壳，顶在手指尖上玩，姐姐立刻放下饭碗，出去给我买回一包榛子。这在当年已是很奢侈的了。一般的平民百姓家，哪舍得给孩子买零食吃。大多数孩子连饼干、糖块都没见过。

母亲哄我睡觉，常哼着一首歌：“小白菜呀，芯里黄呀，两三岁上，没了娘呀……”我总是打断她，嚷着说，我有娘!我有娘!……在昏暗的油灯下，母亲背着我纺线，我听着纺车的嗡嗡声入睡。一觉醒来，满天星光闪烁。纺车还在嗡嗡地唱。待到清晨天亮了，我睁开眼时，母亲已赶早集回来了。用纺线挣来的钱，换回了全家的口粮，还有我爱吃的香瓜、甜杆、老玉米。从我会走路开始，就成了姐姐的尾巴，她走到哪儿，都把我带到哪儿。她编草帘，我帮着抱草；她去市场，我也跟着叫卖；她织毛衣，我帮着缠线。她去扭秧歌，我也跟着蹦。姐姐还给我糊灯笼，扎风筝，做毽子，折纸……跟姐姐在一起，特别开心。姐姐引导我走进了一个全新的世界。

战争完全平息下来后，铁路通车了，养父回来了。由于他有文化，又是37年的老党员，被区政府聘为会计，成了解放初期的第一批国家干部。本想生活可以安安稳稳地过下去，没想到因为我，又一次改变了整个家庭的命运。在战后，整建户籍时，区政府不给我落户口，说我是来历不明，必须到日本人收容所登记，办理领养手续。养父是个有远见的人，以防日后发生不测，毅然辞了工作，舍弃了党票，带领全家迁移到内蒙古中俄边境上的小城镇定居。这里人稀地广，多民族杂居，是个天高皇帝远的地方。我顺利地取得了户籍，成为名正言顺的家中长子，也是独生子。

来到内蒙古，日子好过了，家境逐渐富裕起来。家里养了四匹马，两头奶牛，每年都有牛犊、马驹出生。还有车、打草机、捆草机。养父夏天去草甸子打草，平时跑运输。母亲挤牛奶，卖牛奶，种菜园子。一家人整天忙忙碌碌，日子过得充实、快乐。

母亲虽然疼爱我，但并不娇惯我。为了提高我的生活能力，家里的活儿样样让我参与。每年暑假，都跟随养父去草地打草、喂牛、饮马、伺弄小牛犊、晒牛粪、挑水浇菜……从上中学开始，又接替了母亲挤牛奶的活儿。每天早晨4点起床，挤完奶再挑到奶站，然后去上学。晚间9点下晚自习回来后，再挤一次牛奶。在母亲的鼓励下，我不但不觉得累，反而很高兴。每学会一种活儿，就增加一份自豪感。母亲常说，“别小看这些粗活儿，学会了，以后遇到难事就能挺过去。”后来的漫长岁月，确实验证了母亲的这句话。文化大革命中被批斗，劳动改造，我挺过来了。回到日本后，生活中的困难，心理上的压力，我也挺过来了。

母亲特别注意我的身体发育成长。为了能让我长得结实健壮，不管我吃什么，用什么，她都舍得。新挤出的鲜牛奶，让我不限量地喝，然后才去卖。又从邻居的白俄大婶那里学会了自己制奶油、奶酪、烤面包。我家的食桌上，餐餐有奶制品。我比同龄的孩子长得都高都壮。母亲鼓励我参加各种体育活动，溜冰、滑雪、骑马……她常说，学习再好，身体不好也不行。

我入小学时，母亲高兴极了，给我做了新衣服、新鞋。用白色帆布缝了书包，又拿出一个小布包，打开一看，是一个漂亮的文具盒。用木头雕成的、油黑闪亮的盒盖上，有三朵鲜红的花朵。抽开盒盖，里边是三个装铅笔的槽。母亲说，这是你姐姐珍藏多年的珍爱之物，姐姐用它时，年年考第一名，你也要好好地学习吧。每天都把我收拾得干干净净，整整齐齐，送我出门上学。劳累一天后，经常带着老花镜，在灯光下，一针针，一线线为我做衣服，补袜子，做鞋，用骆驼毛纺成线，给我织毛衣，织袜子。一直到我工作了，还穿母亲做的鞋。41号大鞋，做起来很不容易，穿母亲做的鞋，格外舒服。50年代初，一般的人家生活都很贫困，孩子多的家庭，吃不上穿不上。孩子们捡大人的衣服穿，都是破破烂烂，补丁叠补丁。我能穿上新衣服新鞋，在同学中不多见，很显眼，也深得老师喜欢。母亲虽然没有文化，但总是让我念课文给她听。她还参加了街道办的扫盲班，她说要和我比比看谁学习好。她常说，书上说的都是有道理的，书念多了，就有本事了。可惜当时我并没有理解母亲的话，总是贪玩，让母亲操心。

在上小学三、四年级时，有的同学骂我“小日本鬼子”，有时在放学的路上截住我打我。母亲怕我受欺负，就去放学的路上接我。直到升入初中，同学们年龄大了，懂事了，不打我了，但母亲还是不放心。学校离家1公里远，如果遇到风雨天，母亲就举着伞，拄着棍，背着雨鞋送到学校。一双小脚踩在泥水里，真让我心疼得慌，再三不让她来，可是一到风雨天，母亲又来了。

“贤妻良母”、“相夫教子”这虽然是封建社会里妇女的道德标准，但母亲却认真地遵循它。母亲虽然身体瘦弱，但对生活的信念，坚毅顽强。60年代初期，家中的牛马都被牵到合作社去走社会主义道路，我们再也喝不上牛奶了，又遭到了三年的大饥荒，全国亿万人都饿肚子，饿死人的消息不断传来，母亲就带我到山上挖地种土豆，拣菜叶。那时我正在高中读书，为了让我能吃饱肚子，姐姐经常到学校找我，让我去她家，给我预备了掺菜的糠饽饽、稀粥，还有我爱吃的土豆饼。殊不知，姐姐为了这些，付出了多么沉重的代价呀。后来发生的事我才知道，姐姐经常饿着肚子上山捡菜，扒开雪地，在冻土中挖菜根。由于天寒地冻，终于病倒了。高烧不退，在一天早晨，肚子剧痛，脸色铁青。姐夫到学校找我，我们立即把姐姐送到医院。医生说，肠子已穿孔，要立即手术。需要输血，可是医院的血库早已断了血源，让家属自己找血。这可难坏了我们。在那个人人挨饿，个个瘦得皮包骨的年代，谁肯出血昵?我们班的团支部得知了我的难处，号召团员和同学献血。很多同学都是瞒着家长献了血。一共解决了8干多毫升血，为姐姐作了手术。一个多月过去了，病情不见好转，医生说，身体太弱，没有抵抗力了。姐姐瘦成一副骨头架子，两个膝盖骨突出得可怕。临终前几天，姐姐拉着我的手说，一明，……姐姐没白疼你，咱妈妈……就交给你了……姐姐临终前，没吃上一顿饱饭。可惜了32岁的好年华。如果她不是为了我，而退学，命运能是这样吗?

姐姐去世后，母亲就病倒了。我只得半天上课，下午忙家务，请大夫，买药，煎药，洗衣做饭，给母亲梳头，洗脚……母亲以顽强的毅力战胜了疾病。病愈后，腰就弯了，背也驼了，走路很吃力。但她天不亮就拄着拐棍出门，到垃圾站捡鱼头，鱼肠子回来喂鸡，让鸡多生蛋，换些副食品。那段日子，我心灰意冷，眼看着母亲艰辛地操劳，承受着失去姐姐的悲痛，耳闻着全国一片饥饿声，对生活已悲观失望。很多同学都退学了，我也产生退学的念头。母亲却真的生气了，骂我没志气，令她失望。母亲以她那年迈病弱的身体，面对艰难的生活，忍受着失去女儿的痛苦，默默地挣扎着，盼望着……母亲说过，“将来能和俺一明过上一天好日子，也知足了。”母亲的言行，使我明白了，母亲把一切希望都寄托在我身上，是对我的那份情，那份爱，支撑着她承受着这种煎熬。母亲用自己的实际行动，鼓起了我生活的勇气。

终于盼到我工作了，回到母校做了中学教师。本想与母亲能舒心地过日子了，但文化大革命开始了。我又成了“阶级异己分子”，每天与牛鬼蛇神、走资派一同被斗，被劳动改造。我虽气愤，但又无处讲理。母亲为我担着更大的心，怕我态度强硬挨打，一再劝我，忍着，少说话。大不了，咱回老家种地去。文化大革命后期，养父去世了，我当时却慌了神，没了主张。当时很多人家办丧事，为了避免火化，都是半夜出殡，冒着被批斗的危险。母亲虽然没有文化，却深明事理，为了不使我为难，镇定果断地作出三条决定：1、火化。2、不烧纸、不扎纸人纸马。3、不穿白孝服，只戴黑臂纱和小白花。丧事之后，我去上班，母亲又让我把黑纱摘掉。

母亲与人相处，真诚热心，谁家有困难，她都帮助。姐蛆家的孩子们都己成家，谁家发生纠纷，都来找姥姥。母亲劝他们说，遇事和对方换换位置想想，再退一步想想，就不生气了。外甥们都说，姥姥是“开明人士”。在邻居们中，母亲也很有威望，大婶、阿姨、老奶奶们，谁家有事，都愿找我母亲商量。有个邻居家的孩子在武斗中受了伤，母亲就让他藏在我家养伤，还劝他不要参加派别斗争。“四人帮”被打倒了，母亲和全国人民一样，心情振奋地迎来了新的生活。学校又给我分了新房子，母亲带着儿子、儿媳妇、孙女们搬进了新居。母亲的愿望实现了。虽然已近八十高龄，但还能为我们做饭，看家，还是每天为我们操劳。就在去世的前一天，还为我们蒸包子，与小孙女下棋。就在那年的初冬，飘第一场雪的时候，母亲走了，安详地走了。享年78岁。留给我的是那份情，那份爱，那份百转回肠地怀念。还有那无价的精神财富。

我是个无神论者．可是我却希望能有另一个世界，将来能在那里见到母亲和姐姐。我更希望能有来生，来生我们要做亲母子，亲姐弟。如果时间能倒转，但愿退回五十年，让一切都重新开始。蹉跎岁月似水流,三春未报已白头。梦中又见慈母面,彩云铺路蓬莱洲。（本文作者系中国归国者东京联络会事务局副局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