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江健三郎在中国

 
　　 
 
　　刮起了大江旋风

　　大江健三郎2000年9月26日至30日来北京访问。连来带去，不过5天，但他马不停蹄，接受记者采访，与学者对谈，签名售书，在网上与读者聊天，与中国作家、评论家、翻译家座谈，发表讲演……忙得不亦乐乎，在媒体和文学界刮起了大江旋风。

　　其实，这是大江第三次访华。远在1960年，他就参加以野间宏为团长的日本文学家代表团来中国访问，见到了茅盾、郭沫若、老舍、巴金、曹禺、赵树理等著名作家，受到毛主席接见。1984年，他参加以井上靖为团长的日中文化交流协会代表团来访，去了丝绸之路，受到胡耀邦接见。但那时，他的作品鲜有介绍，在中国，他还默默无闻。直到1994年，他荣获诺贝尔文学奖之后，《世界文学》才推出了大江特辑，光明日报出版社出版了《大江健三郎作品集》五卷本，中国作家和读者才有机会接触他的作品。这样一位邻国的重要作家长期被忽视冷落，固然遗憾，但也与其作品的晦涩难懂有很大关系。

　　大江的第一冲击波过后不久，第二冲击波又随之而来。如作家出版社的《大江健三郎最新作品集》五卷，文联出版社的《个人的体验》，浙江出版社的《人羊》，光明日报出版社的《大江健三郎自选随笔集》，河北教育出版社的《大江健三郎作品自选集》四卷等等，几乎囊括了大江所有重要作品，形成了大江作品译介的第二个高潮。

　　我去上海参加日本文学年会前，就接到了金龙君的邀请，叫我参加社科院外文所的“大江健三郎访华学术研讨会”。在上海，我去华东医院看望巴金老人时，说了这件事，巴老说：“1960年大江到上海时，我与孔罗荪一起陪他去看越剧红楼梦，但没看完，就走了，因为毛主席要接见。你见到他，代我问好。”

　　9月27日上午，我去社科院，在电梯门口，遇见了金龙君和大江。大江身着立领黑衣，立领白衬衫，黑色圆眼镜，头发灰白，从容而随和。在电梯中，我与他说了几句话，交换了名片。

　　我发言时，转达了巴老的问候，之后说：“这次上海日本文学年会，有几篇研究大江先生的论文，很有见地，说明大江先生的作品，不仅受到读者的欢迎，也引起了学者的注意。但大江先生的小说语言独特，对于我们研究日本文学的人来说，都很艰涩难懂，不咬着牙，难以卒读，那么先生为什么选择这样一种文体呢？先生是否认为，非如此则不能表达您的思想？但这样是否会影响您作品的传播和接受？”

　　大江先生略微沉吟了一下说：“关于我的语言，读者不太喜欢，书卖得不多，这是明显的事实。但我想说 ，不是作家选择文体，而是文体选择作家，主题、作品思想、素材选择作家。”这种回答，似乎有点玄妙，我一时还难以理解，但他在题为《致北京的年轻人》的讲演中，说的比较具体：“第一，我想创造出和已有的日本小说的一般文体不同的东西。关于这一点，迄今为止，我不改初衷。我的小说创作的动机之二，是想描述自己在战争时期的童年体验和战后民主主义时期的青年时代的生活。在创作探索的基础上，重新给自己的文学进行理论定位。”

　　的确，大江在东京大学法文科读书时，就以《奇妙的工作》、《死者的奢结》、《饲育》等作品颠覆了日本文学的表达方式，以新文学的姿态出现，赢得了新老批评家近乎敬畏的绝赞。战后日本文学是英雄辈出的时代，太宰治、坂口安吾、野间宏、椎名麟三、大冈升平……但到了大江、开高健，画上了句号，再没有年仅20岁的无名青年变革日本文学现状的新锐作家出现。

　　我想，大江之所以成为大江，就是因为他以崭新的文学观念，强烈的社会参与意识，独特的文体，构筑并展现了自己的文学世界。

　　文学的生命力在于作品深刻的社会意义

　　我是在上海得知大江健三郎获得1994年度诺贝尔文学奖的。

　　当时我正陪同以黑井千次为团长的日本作家代表团在上海访问。日本作家对大江获奖并不惊异，似乎这是意料中的事，而且早就知道这方面的消息。

　　瑞典皇家文学院说大江“以诗一般的想象力，创造出一个把现实和神话浓缩在一起的想象的世界，描绘了现代人类的苦恼和困惑”。大江自己的说法与瑞典皇家文学院的评价大体相同。用大江的话说：“一方面植根于森林中的神话世界，另一方面又不脱离东京的现实生活，而在这两者紧张关系的磁场中建立的小宇宙，即是文学。”现在已有英、法、德、瑞典等十几个国家翻译了他60余部作品。他的主要作品如《个人的体验》、《万延元年的Football》（这是他的峰巅之作，自称此作连自己都无法跨越）等广泛流传，于是在欧洲声誉鹊起，1989年获欧罗巴文学奖，1993年获意大利蒙德罗文学奖。

　　尽管大江健三郎的作品晦涩难懂，但他毕竟是日本战后文坛上一位有极强社会和历史责任感的作家。他从不回避社会和政治问题，尖锐批判日本政治的腐败，否定天皇制度，拒绝接受由天皇颁发的文化勋章，为正义和民主不怕右翼势力的威胁恐吓。他认为，文学的生命力在于作品的深刻的社会意义。

　　对鲁迅著作爱不释手

　　2006年9月，大江健三郎先生来中国访问，中国作家协会在昆仑饭店和平厅设宴欢迎。席间，中国作协副主席金炳华将自己珍藏的线装四卷本《鲁迅墨迹精选》送给他，他爱不释手，紧紧抱在怀中，之后又把身边的餐具移到桌边，把书放在桌上，打开函封，一卷一卷细看。

　　他说，那年我到哈佛大学领取名誉博士证书，图书馆长陪我参观图书馆时看到了这部书，我很想得到它。当时名誉博士只有一个名额，我与另一位竞争。馆长说你退出竞争我就把这部书送给你。我毫不犹豫地说，我退出。馆长马上说，这书太珍贵了，我宁愿把博士给你。说到这里，大江站起来说，我想马上打电话告诉馆长，我现在左手拿着你的博士帽，右手拿着你舍不得给我的书。又对金炳华说，我知道要别人东西不好，但这套书我非要不可。我家已经有鲁迅全集4种版本，有关鲁迅作品的书几乎全有了，就差这一种。你把这么珍贵的礼物送给我，一定后悔了。但我告诉你，已经晚了，我不会还给你。

　　大江从12岁开始阅读鲁迅的作品，几十年来从未间断，他说阅读鲁迅贯穿了他的整个创作。他去年出版的《别了，我的书！》，在红色书带上用白字标出：始于绝望的希望。这句话源于鲁迅的“绝望之于虚妄，正与希望相同”，但融进了他的想法。他说，我非常喜欢《故乡》的结尾——“希望是本无所谓有，无所谓无的。这正如地上的路；其实地上本没有路，走的人多了，也便成了路。”他的希望是未来，是新人，也就是孩子们。

　　大江说，日本明明做错了事，政治态度却十分恶劣。以前我因为愤怒参加游行，现在我只能感到悲哀。我怀着痛苦的心情来到中国。我多么希望日本的年轻作家能了解历史，懂得不彻底抛弃国粹主义、国家主义，日本就不会有真正的和平，就不会被世界接受。他说，我已经71岁，我考虑的不是自己的未来，而是生活在未来的年轻人，我希望日中两国的年轻人能够成为真诚的朋友。

　　宴会结束时，大江拿出自来水毛笔、印泥和夫人刻的橡皮印章，送给在座的每一位中国作家《愁容童子》或《我在暧昧的日本》中译本，题写赠言，之后签名盖章。他有3枚图章，极简陋，一枚是健字，一枚是外文，可能是他的英文签名，一枚稍大，好像一个背着葫芦的行者。

　　他在赠送金炳华的书上写道：我们共有一个鲁迅。炳华是绍兴人，对大江说，绍兴是鲁迅先生的故乡，绍兴老酒是鲁迅先生故乡的酒，我作为鲁迅家乡人欢迎你。你下次来，我陪你去绍兴。大江很高兴，用中国话说“茴香豆、茴香豆”，虽然发音不太准，但大家都听懂了。

　　给邓友梅的赠言是：超越你在日本受的苦难，加深我们的友谊，我是你的好朋友。邓友梅1944年曾在日本当过劳工。他对大江说，在我被抓到日本当劳工前，我认为所有的日本人都是坏人。但到日本后，尽管受到非人待遇，遇到的日本劳动人民对我非常好，常常帮助我。我这才知道，日本人民是善良友好的，坏的只是帝国主义分子。侵略战争不仅给中国人民带来了灾难，也给日本人民带来了灾难。我们和日本人民永远是兄弟。大江很激动，抱住邓友梅久久不放，所以写了这样一句话。

　　大江给莫言的赠言是，你是我可怕的竞争对手，但你是我最好的朋友。我非常欣赏莫言的作品，多次与莫言对谈，还曾去莫言的故乡山东高密访问。

　　他送了我两本书，在《愁容童子》扉页上，签名后加盖健字章，在《我在暧昧的日本》的扉页上写了一句话：喜者，能操日语汉语也；儒者，学者、知识分子也。陈喜儒先生，不胜感谢。

　　他送我书时，只盖了一个“健”字章。我觉得不过瘾，拿起桌子上两枚没盖的图章，依次盖上，结果我的每本书上，都有三个图章。别人看我自己动手，加盖图章 ，也把书递过来，我就拿起图章一一盖起来。大江看我没完没了，乐了，拿起桌子上的茶杯盖，往书上捺，示意来一个更大的，大家大笑起来。

　　临别时，大家到大厅里一起照相。大江发现旁边有一尊仿制的秦始皇兵马俑，他走到兵马俑前，蹲在地上，模仿武士俑的姿态，叫大家拍照。

　　听朋友说，他回到饭店，马上收拾房间，把沙发和茶几腾空，打扫干净，拿出《鲁迅墨迹精选》，打开函封，4本一字排开，一页页欣赏。那套书体积较大，朋友劝他回国时，放到行李箱中托运，但他说，我要抱回去，如果飞机掉下来，我就和这套书一起死。他就像一个任性的孩子，得到了一件盼望已久的宝贝，再也不撒手，连睡觉都要抱着。

　　这就是纯真、可爱、忧国忧民、富于正义感和人道主义精神的大江健三郎。（陈喜儒）
  
     《人民日报海外版》 ( 2007-12-14 第07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