组织者：环球时报社

　　时间：9月26日晚

　　地点：北京贵宾楼饭店大江健三郎下榻处的房间

　　出席者：日本著名作家、1994年度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大江健三郎（以下简称大江），中国作家协会顾问、中日友协副会长林林，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所研究员叶渭渠，中国社会科学院外文所研究员唐月梅

　　翻译：中山大学外语学院副教授邱雅芬

　　"我是中国文学的读者"

　　大江：我初次见到林林先生是25岁，当时先生多大年龄呢？

　　唐月梅：林林先生今年90岁。

　　林林：我现在是90整，明天就是我的生日。

　　大江：当时林林先生应该是50岁，负责接待我们。我们代表团的团长是野间宏先生，他与林林先生同岁，如果野间先生还活着，今年也有90岁了。

　　林林：先生此次来访将对中国文艺界、文化界产生影响，并将获得更多的中国读者。　　大江：中国的新文学始于1920年，也可以说始于1918年至1920年之间。我于1960年访问中国，1920年至1960年是40年，这40年间的中国文学，我读了许多，比如我见过的茅盾、老舍、郭沫若、巴金的作品。我也读了鲁迅、郁达夫的作品，所以，我对这40年的作品比较了解。现在，我又来到中国，这其间又经过了40年，即1960年至2000年。我对这40年间的中国新作家也很关心。我是中国文学的读者。我感叹80年以来，就是这些作家们创造了中国的现当代文学。

　　林林：鲁迅时代的日本文学给予中国文学很大的影响，比如夏目漱石、厨川白村等。我以为此后40年间的中国作家在文化功底及外语等方面不如前40年的作家们。

　　大江：我却认为这前后40年的作品都很有趣。我经常想，如果"五四"时期，日本作家能向中国作家学习，那么日本文学将呈现出另外一个面貌。比如，芥川龙之介于1921年访问中国并见到了胡适，他们用英语进行了交谈。另外，当时鲁迅正以周虎人的笔名翻译发表芥川龙之介的小说《罗生门》。茅盾也很关心日本文学。但是，日本人是从中国的古典学习中国文学，却没有向同时代的中国作家学习，这很遗憾。

　　大江：我经常提到莫言，他属于最近20年的作家。但是，近20年来，过去有许多未翻成日语的中国作品也被译成了日语。比如，给我留下印象最深的是钱钟书的《围城》，它在大约10年前被译成了日语。我以前不知道《围城》，但读过这篇作品后，我受到很大震撼：中国竟有如此优秀的作家！《围城》中的人物是富于知性的。读过《围城》，我感觉日本人很野蛮，是侵略了中国的野蛮人。

　　既表现美的事物，也表现战斗

　　唐月梅：我每次在小说里或随笔中读到先生写的有关先生对令公子光的关怀与体贴的描写，特别是通过幼小的光听见林间传来鸟声，第一次用人类的语言说出"这是水鸟"，先生看到了希望这段描写，我作为一个女性，一个母亲，我的心受到极大的震撼。大江先生作为光的父亲和作家，将这种切身的生活体验，通过文学将它提升到对人的生存的关怀，并以一种纯粹日本式的感受性表现出来，在这里我想请教先生，你是如何将吸收西方存在主义的理念和技法，融入到这种纯日本伦理观念、纯日本式的思考方法中的？

　　大江：在我的作品中，想象力是最重要的，我认为萨特对此有非常深刻的理解，我从他那里接受了许多影响。什么是想象力呢？即将微小的个人与大社会、大世界联系起来，这是最为关键的，因此我思考广岛问题、核武器问题。同时，我也考虑自己的孩子。我的文学的重点，就是将这二者联系在一起，也就是说，我的文学始于存在主义。我不敢肯定我是否具有日本特质，但我希望描写新日本人的思想，将个人与世界联系起来表现新日本人，即不再重蹈南京大屠杀覆辙的日本人，与有生理障碍的孩子一同生活的日本人。我想，这样的日本人是不会去杀人，去制造核武器的。

　　叶渭渠：先生的视野非常广泛，从生活中的残疾儿体验到原子弹受难者生活的体验，并把它们紧密地结合在一起，林林先生经常对我谈及这个问题。也就是说，先生发扬了积极的人道主义精神。

　　大江：德国作家托马斯曼是位人道主义作家，纪德也是。可是，他们无法反抗纳粹战争。所以，我们必须做战斗型的人道主义者。虽然我是存在主义者，但我是积极的存在主义者，是战斗型的人道主义者。日本的文学家擅长描写美，比如川端康成、谷崎润一郎等，他们再现了"美"。我也能表现美的事物，但我也表现斗争，这是我的生活方式。

　　批判地继承也需要想象力

　　叶渭渠：大江先生虽受存在主义的影响，但吸收存在主义的理念是按照自己的思考方式来取舍与扬弃而加以日本化的。在这点上，我们注意到大江先生强调"传统性在文学上的表现"，以及重新发现传统文学《源氏物语》，并创作实践中出色地解决本土与外来、传统与现代的问题，从日本走向世界。

　　大江：我受外国文学的影响，但我不是作为东京人进行创作的，我主要描写边远地区的人。我认为中国作家也是如此，比如郑义的《老井》、莫言的《红高梁》等，我想它们受到了拉丁美洲文学和陀思妥耶夫斯基等人的影响，这些作品也不是以北京而是以边远地区为背景描写的，如毛泽东主席所说，发动游击战争，以农村包围城市。这是我与莫言等人的共通之处，但他们比我描绘得更有力度。中国的边远地区以及民众是中国文学的宝库　　唐月梅：我对先生对于日本传统"私小说"的批判继承十分关注，是否先生谈谈这方面的创作体验呢？　　大江：批判地继承也需要想象力。比如，威廉·布莱克说一粒砂中存有宇宙，一朵花中包含所有的美。在广岛发生了原子弹轰炸之后，在日本人了解了南京大屠杀之后，我认为我已无法再写身边的琐事，无法再写"私小说"了。德国的阿德鲁诺也说，当德国人了解了纳粹的暴行之后，德国人还能创造艺术吗？

　　唐月梅：存在主义早在20世纪初就已经传播至日本，但当时在日本社会文化的大社会环境下没有适宜发展的土壤，战后经过众多作家的努力才得以再传播，尤其是在安部公房和大江先生等作家的创造性的努力下，完成了存在主义本土化。我想请大江先生谈谈存在主义与日本文学邂逅的命运。

　　大江：存在主义之所以能在日本成长，我认为的确是经过众多作家的努力才得以再传播，安部公房和我也采取积极的态度。我们经历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经历了广岛长崎事件，另外还有南京大屠杀，把这些写入文学，这是资本主义的命运。我生了我的儿子，这也是命运。该如何担起自己的命运呢？把音乐教给患有脑功能障碍的儿子需要付出很大力气，我觉得这是我的命运，我承担起了这个责任。

　　叶渭渠：存在主义本土化的问题一个很重要的因素，是语言和文体的问题。有日本评论家说，只有少数日本作家使用纯日本文体和语言，大江先生是其中之一人。另外，我看大江先生近年来创作了《燃烧的绿树》和《空翻》两部作品，把人类最最关心的邪教及其危害人类社会的活动用文学加以表现，我想请先生谈谈这方面的体验。

　　大江：首先，存在主义文学的特点是用头脑思考，并通过肉体书写。人既有理性，又有非理性的欲望，我想描写完整的人。"私小说"的作者们静静地描写自己的私事，这是可行的。但是，我想表现具有各种欲望的人，比如怀有强烈的绝望和悲哀等情感的人。我创作时需要经过反复推敲，对人的各种情感进行思考，这么创造出了我的非常复杂的文体。有许多人说我的文体不如三岛由纪夫的美，但我要继续我的文体，因为这是我经过长年反复推敲之后的东西。另外，我将当今社会存在的诸多问题用文学的形式表现出来，我认为这是文学家应该担负起的责任。我认为，思考当今的年轻人如何对待信仰、灵魂的问题以及死亡、未来等问题是非常重要的，因为社会的矛盾和个人矛盾都集中地反映在新出现的宗教中。作家不能因为奥姆真理教的错误而无视其存在。我认为可以社会性地裁定法轮功是错误的，但作家应该站在信仰者的立场上思考人之所以信仰它的原因，同时，作家还应该告诉人们，这种宗教不可能真正拯救人类，不会真正地给人以希望。

　　唐月梅：谢谢先生今天一番话。

《环球时报》 (2000年09月29日第十三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