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0年9月27日下午，日本著名作家、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大江健三郎先生在向北大、清华两校学子发表题为“致北京的年轻人”的演讲时，曾较为详尽地介绍了手头正在创作的作品，这就是此后不久发表的长篇小说《被偷换的孩子》。 
 
     加注在原著封面题名旁的片假名表明，这个书名缘自于英语词汇changeling。熟悉欧洲文化背景的读者或许知道一个在欧洲各国、尤其在英格兰和苏格兰流传甚广的民间故事，说的是每当美丽的婴儿出生后，侏儒小鬼戈布林便常常会用自己丑陋的孩子偷偷换走那美丽的婴儿。这个被留下来的丑孩子，就是changeling了。大江先生在这里引用的changeling，典出于美国著名儿童文学作家、漫画家莫里斯·森达克（Maurice Sendak）根据这个民间故事创作的绘本《外面那边》（Outside Over There），情节大致是这样的：为了安抚哭闹不已的婴儿，美丽而率真的少女爱达用圆号对窗外吹奏起悦耳的曲子，摇篮中的小妹妹停止哭闹并听得入迷，爱达本人也沉醉于吹奏而忘了照看妹妹。此时，几个来自于地底的妖精架着梯子从另一个窗口爬了上来，他们就是身披斗篷的侏儒小鬼戈布林。偷偷抱走襁褓中的美丽婴儿后，他们留下了一具冰雕而成的戈布林婴孩。发现妹妹被偷去并可能成为戈布林新娘后，愤怒的爱达穿上妈妈的雨衣，带上自己的圆号，从窗口飞往“外面那边”，在爸爸的歌声指引下，找到了戈布林的洞窟并吹响圆号，将戈布林们以及他们的婴孩全都卷入疯狂跳舞的旋涡之中，把躺在大蛋壳里的妹妹抱回家去……

　　于是，这里就出现了几个问题――在《被偷换的孩子》这部作品中，changeling这个具有多重象征意义的形象直接指向或象征了哪些人物？作者又为什么要引入changeling这个形象？

　　“被偷换的孩子”

　　在这部将现实与虚构、时间与空间巧妙融合起来的作品中，吾良显然是作者笔下的一个changeling。从吾良这个名字的字面意思上看，这应该是一个原本善良的人物，一如襁褓中那个婴儿般美丽而纯洁。曾见证了这种美丽和纯洁的人物中，就有作品中的另一位重要角色、他的好友古义人。这里需要注意的是，古义人这个名字的日语读音kogito使得我们立即联想到了缘自于拉丁语的cogito ergo sum，即“我思故我在”。由此看来，这个人物不仅是一位古来道义之人，还应该是一个思想者和求索者。其实，在这部具有明显自传特征的作品中，我们不妨将长江古义人视为作者本人大江健三郎，同时将自高中时代起便亲密交往的好友吾良看作他的妻兄、著名电影导演伊丹十三。如此一来，作品中的其他几位主要人物便与现实生活中我们所熟悉的人物重叠在了一起：千樫是大江健三郎的夫人、伊丹十三的妹妹大江由佳里，而阿光则是大江健三郎和由佳里的长子大江光。许多读者可能都知道，早在1992年，伊丹十三曾导演了一部辛辣嘲讽黑社会的电影《民暴之女》并获得巨大成功，却因这部电影开罪了黑社会而遭到疯狂报复，被暴力团的歹徒用利刃凶残地刺伤面部和颈部，无论肉体还是心理都留下了深深的创伤。不久后，伊丹十三又遭遇了另一种暴力――被一些不道德的杂志等媒体大肆炒作所谓的绯闻。为了对这种暴力表示抗议，伊丹十三选择了跳楼自杀，最终彻底地被现实世界里的戈布林们偷偷换走。

　　当然，在作品中，伊丹十三的分身吾良被戈布林们偷换走的时间要早得多――那还是在他的少年时代。当时，日本已经战败，就在日本与美国占领当局签订的媾和条约将要生效之际，一伙打着爱国旗号的国家主义分子为了发动象征性抵抗，试图用一些无法使用的枪支进攻美军基地并诱使美军将其射杀，从而以“被人杀死”的所谓玉碎方式“来唤醒日本人丧失了的国家思想”，继而在日本引发“全民规模的反美怒潮”。于是，他们就以英俊美少年吾良那青春而健康的肉体为诱饵，将美军军官诱至山中杀害并夺走了该军官佩带的手枪……这帮国家主义分子毁灭美军军官皮特生命的同时，显然，也将英俊少年吾良的善良和纯真也一同毁掉了。如同多年后千樫所回忆的那样，“在那个黎明前的黑夜里，看到吾良回来我很高兴，同时也有种受到威胁的感觉。因为，我觉得站在面前的不是真正的吾良，他就如同changeling一般。自那以后，吾良还是哥哥，这一点和莫里斯·森达克在他的作品中所表述的有所不同。但是，用森达克的语言来表现我当时感受的话，那就是：回来后的吾良身上带有外面那边的气息。并且这外面那边的气息终生纠缠着吾良”。

　　遭受戈布林们纠缠和戕害的远远不止爱达的妹妹和吾良这两人，就连见证了吾良被盗走美好心灵和善良天性的古义人，也不时因为戈布林们的纠缠而苦恼不已。虽然少年时期在新制学校里接受了民主主义教育，并在以后的生涯中以民主主义为自己的最大价值取向，同时却也与父亲以及他的弟子们所代表的国家主义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是的，陷于苦恼之中的古义人在深夜里奋力斩杀了家乡送来的那只强壮的甲鱼――象征着根深蒂固的国家主义的怪物，可是，戈布林们会因此而远离这位富有正义感的文化人吗？！我们知道，这个答案将是否定的。

　　对于《被偷换的孩子》一书中的changeling，我们还可以尝试着作另一种解读：忧心如焚的作者试图借助changeling这个形象警示人们，在他所在的那个国家，越来越多的人内心底里的公正和良知正在被戈布林们盗走，使得这些人面对“这次的《周边事态法》却没能激起当年（1960年）那样大规模的市民抵抗运动。在这个事实的背后……一股特殊的国民情绪正在形成。在不会太远的未来，这种情绪可能会导致法西斯主义的回潮”；而在我们的身边，一些年轻人内心底里的纯真和美好正在被戈布林们盗走，这些年轻人在高度发达的物质文明和极为贫乏的人文精神中迷失了自我，或成为被不同程度物化了的躯壳，或成为奥姆真理教和法轮功等形形色色的邪教的祭品；同时，就在我们所栖身的这个世界，一些政客内心底里的道德和良知正在被戈布林们盗走，这些政客们打着民主和人权的伟大旗帜，在新帝国主义理论和单边主义政策的指导下，高喊着“人们呀，我要从暴君的独裁统治下拯救你们！”的动听口号，一个接着一个地将弱小国家贪婪地装进自己的口袋……

　　是的，各式各样的戈布林正在威胁着我们的生活，威胁着我们的世界，威胁着我们的未来。面对这许多威胁，大江先生在他的这部作品中给予我们什么启示了吗？

　　“只将你的心扉，向尚未出生的孩子敞开！”

　　同样在这部作品中，古义人（作者的分身）为我们讲述了一个故事，也是他幼小时在山林里亲身经历的一件往事。说的是战败那一年，他拿着植物图鉴去森林里，却因突发的暴雨而被困在林子里，直到三天后被上山救援的人从树洞中解救出来。弥留之际，小小的古义人依稀听到大夫嘱咐母亲准备料理后事。醒转过来的古义人便询问母亲自己是否就要死去？并告诉母亲，自己听到了大夫的嘱咐。母亲却告诉古义人他不会死去，即便真的死去，自己也会再生出一个孩子来，“会把你以前看到的、听到的、读的书、做的事都讲给新的你听。这样，新的你就会用你所知道的词汇说话。所以说，这两个孩子是完全一样的”。

　　就方法论而言，森林里的这个故事为吾良的再生提供了一种可能，也为那许许多多被戈布林们偷换走了的美丽而纯洁的婴儿们提供了再生的可能。当然，千樫已经不再能为这种可能进行实验了，尽管她早先也曾“想生一个像吾良小时候那样漂亮的孩子。现在回想起来，潜意识里是想要找回失去了的纯洁的吾良”，可“阿光生下来时，后脑部有个肉瘤，就像长了另一个脑袋。可能是在生产过程中受到了挤压，满是皱纹的脸瘦长瘦长的”。于是，酷似少年时代吾良的德国少女西玛·乌拉便出现在了千樫面前。被吾良戏称为浦岛太郎的这位昔日女友此时已经怀了身孕，堕胎之前在无意中阅读了森林中那个关于孩子再生的故事后，便决定不顾父母的压力，“要为死去的孩子再生一个孩子。把死去的孩子的所见所闻，所读的书，做的事都讲给他听……我要成为把死去的孩子讲过的话教给新孩子的母亲”。这时，千樫知道自己“也必须慎重地采取正确行动了”……在作品的结尾处，她“准备这样回答古义人的问话：自己决不让浦岛小姐的婴儿被千变万化的戈布林们偷走。她还准备对古义人说，在他翻译的与作者的公开对话中引用的《死神与国王的马弁》结尾处的台词，已经表达了我的想法”――“忘却死去的人吧，连同活着的人也一起忘却！只将你的心扉，向尚未出生的孩子敞开！”

　　如果说，作者在此前的作品中对他寄以希望的新人所做的界定还不那么清晰，对新人的期望也不那么明确的话，那么，在南海出版社已经出版的《被偷换的孩子》和将要出版的《愁容童子》以及《二百年的孩子》这三部系列长篇小说中，作者对于新人这个概念就有了非常明确的界定，那就是象征着美好和纯洁的未来的孩子。在主人公长江古义人（我们仍应该将其视为大江本人在这几部作品中的化身）的眼中，一些疯狂追逐经济利益的戈布林毒害了我们的社会，践踏了人文主义精神，即便作品中原本如同少年般纯洁的人物也难免不受其污染，最终不得不被迫走向毁灭。与此同时，另一些戈布林则鼓吹新帝国主义理论和推行单边主义政策，严重恶化了国际环境，使得世界和平以及人类文明的进程受到极大威胁。因此，与苏珊·桑塔格、君特·格拉斯、爱德娃·萨义德等诸多富有正义感并具有良知的作家、学者一样，《被偷换的孩子》的作者大江健三郎对此也表现出强烈的忧虑，在自己的作品中期盼并呼吁一代新人的出现，呼吁那种没有遭受污染、象征着人类的良知、纯洁和美好未来的新人的出现，呼吁人们与索因卡一同喊出“忘却死去的人吧，连同活着的人也一起忘却！只将你的心扉，向尚未出生的孩子敞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