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读书报》今年8月23日一篇题为《大江健三郎的话能当多少真》的文章，就一篇记者专访文章记录的大江有关"鲁迅在泰戈尔获奖之后不久就去世了"这句话，批评大江对鲁迅"很陌生"，对鲁迅等中国作家的评价，是"很可以打折扣"，甚至下结论："不必将大江随便说说的话信以为真"，读后使我感到吃惊。

　　我最早认识大江健三郎是在1960年，那时候大江发表了成名作《饲育》，获日本芥川奖而走上文坛不久，他随大作家野间宏率领的日本作家团访华，我参加了老领导林林同志为首的接待班子，当时我们都很年轻，我记得在代表团访华期间，我们是围绕反对"日美安全保障条约"的主题进行活动，大江是满怀爱国的热情的。别后久疏联系，但我专事日本文学史研究之后，尤其是与光明日报出版社徐晓女士等策划在我国翻译出版第一套《大江健三郎作品集》全五卷之后，读了更多的大江作品，从此与作家结下了不解的翰墨之缘，也更多地认识了大江健三郎。

　　因此，我觉得上述文章的作者对大江健三郎是"很陌生"的，可以说，是不认识大江的。大江一向抱着对夏目漱石这位具有硬骨头精神的日本作家的崇敬心情，来敬重鲁迅这位具有硬骨头精神的中国作家的。他不仅这次对中国记者谈到，而且在日本国内撰写的文章或在国外的一些讲演中也常常提及。我们从大江追求"介入文学"的创作实践中，在他的一些谈创作的随笔中，也可以看到大江文学追求的批判精神，与鲁迅文学的批判精神是息息相通的。大江是以鲁迅作为自己的榜样，他在光明日报出版社刚刚出版的《大江健三郎自选随笔集》的自序中就特别强调："在我有生之年，我希望向鲁迅先生靠近，哪怕只能靠近一点点"。这句话，深深地打动了我。他对鲁迅的敬重是真实的，是发自肺腑的。大江对鲁迅的赞扬，是有思想基础的，而不是像文章作者所说"随便说说而已"。

　　我们还可以从另一角度认识这个问题。大江虽然接受西方文学尤其是萨特存在主义文学的影响，同时他坚决反对欧洲中心主义。在《自选随笔集》里，他就谈到"世界文学不存在中心，西欧也不是特权中心"。他很高兴地接受拉丁美洲文学的新浪潮，又极大地关注中国作家和中国文学。大江这番话，不是专为中国读者而写，而是在柏林面对欧洲听众讲的。大江是一位兼收并蓄的作家，他一方面学习以鲁迅、茅盾为代表的中国文学的批判精神，同时被像王蒙、莫言等中国作家的充满想像力的世界所吸引。

　　同样，让我感兴趣的，是大江健三郎在日本文学走向现代的过程中，是如何解决传统与现代的问题，具体地说，如何解决存在主义日本化的问题，从而从日本走向世界。所以，这次林林先生和我们与大江重叙旧谊的同时，也将共同探讨这个问题。大江与王蒙、莫言、余华等中国作家即将举行的座谈，他也同样希望了解中国作家在创作中如何继承传统的问题。他甚至向接待单位特别提出，希望中方不要为"宴会"而破费，希望能用更多的时间与中国学者、作家谈话，进行文学的交流。这从一个方面，也反映了大江对文学事业的执著和对学问探求的认真的态度。

　　在这里，我想补充一点大江的为人，他不是趋附权势的人，不是阿谀奉承的人。他获诺贝尔奖后，曾经拒绝政府颁发的文化勋章。他对我国的某些问题也从自己的认识出发提出批评，更不会因为要讨好中国而说鲁迅几句好话。光明日报出版社新版的这部作家自选随笔集，是大江健三郎大半生的人生体验、小说创作以及构建小说方法论的总结。如果要认识大江健三郎的话，这是一部认识大江健三郎为文和为人的极好佳作。

　　还有，开头所述的文章作者认为大江关于鲁迅的话不可信以为真，是以主观判断大江连鲁迅逝世的时间也弄错来作为依据。在河北教育出版社编辑《大江健三郎作品自选集》时，今年4月，我有机会较早地读到作家的自序，序中谈到他出生的翌年（大江生于1935年），鲁迅逝世。也就是说，大江是知道鲁迅病逝于1936年的。文章作者发现记录鲁迅逝世时间这段话有误，并提出来，这是好的。但这毕竟不是大江本人的文章，而是记者整理的，对批评对象下结论时，应该审慎。为此，我和采访记者共同仔细听了这段大江的谈话录音，杂音太多，听不清楚，显然在整理记录时有疏漏，记录又未经本人过目，责任应不在大江健三郎。在这个问题上，文章的作者反而出了差错，认为他"记得很清楚"，鲁迅先生"逝世于1939年10月"。他批评大江的话"差得太离谱了"，实际上自己太离谱了。批评是一项严肃的工作，下笔的时候，首先要弄清事实，其次要弄清责任，否则过于哗众取宠，就达不到批评的目的，有时甚至产生相反的效果。在大江健三郎访华之际，为避免这篇批评文章给我国读者带来对大江健三郎的误解，特写下小文，愿与文章的作者共勉之。

《中华读书报》 2000年09月28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