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年前，我曾主编过十余卷大江健三郎的作品集，这次由河北教育出版社出版的这套大江健三郎自选最新作品集，又让我担任主编，我们结下的翰墨之缘就更加深厚了。

　　如果可以用几句话来概括大江健三郎文学的话，大江大半生的创作主要运用存在主义的人的生存本质观念、文学的想象力和"介入文学"，来表现他的三重生活体验，即童年少年时代居住在四国森林山谷享受自然乡土的体验、经历日本人民遭受原子弹轰炸悲痛的体验和承受儿子残疾的痛苦体验，这三种体验构建了大江文学及其文学的特质。

　　《燃烧的绿树》是大江获诺贝尔文学奖后发表第一部长篇小说，我读到了日友寄赠的原著，开卷就把我带入了一个覆盖着悠悠绿韵的四国森林山谷中，静听着主人公"我"讲述一个在迷人古老的土地上发生的最新故事：一个所谓新兴的宗教"森林之会""救世主"，追求所谓"灵魂"的力量，欺骗信众，有病不治疗、不吃药，由救世主用手掌和手指发出一种力量，给信徒患者治疗癌症、心脏病，甚至让狂热的信徒阉割自己，体验"变性"，或者与家庭决裂，对子女的教育要多坏有多坏，如此等等，可是当他们的邪教行为败露，受到社会批判，有的信徒也成为幡然悔悟的批判者，主人公"我"也在思考生存状态下关于自己灵魂课题，呼唤自己心灵的觉醒，最后获得了自由。小说表现了被邪教破坏了的灵魂下，信徒们"承担、背负和拯救"的心态。

　　"燃烧的绿树"是一种暗喻，作品中出现这样一幅图像：一半是青翠的绿树，一半是燃烧的绿树。它是这个邪教的标志，具有象征性的意义。作家最后通过主人公"我"道出："在四国山谷的森林里，出生在这个山谷里的人们临死的时候，灵魂将从森林树木的根部升上天空……森林具有使人归来的力量。这就是场地的力量……K构想出外流--生、归来--死的'生死场'的假设地形……"

　　在写《燃烧的绿树》的时候，东京发生了邪教奥姆真理教施放沙林毒气的杀人事件，大江已经敏锐地意识到邪教对社会、文化和人的精神带来的种种危害。事实上也是如此，不仅日本有奥姆真理教、中国有"法轮功"，在美国、在欧洲、在亚洲、在非洲都有这类邪教组织，危害社会、危害大众。

　　面对这一具有普遍性的世界文化现象，作家抱着强烈的忧患意识，潜心学习哲学，对这个问题进行理性的思考，最后在文学上加以表现，完成了新作《燃烧的绿树》和《空翻》。他在《燃烧的绿树》这部小说里不仅写到新兴宗教淡化宗教意识问题，而且揭示了"宗教空白"的文化生态环境下人所面临的种种社会文化问题，思索日本人的信仰危机意识，对日本人的灵魂和精神进行拷问，探求在自己的乡土中寻回灵魂的所在，以及日本文明的延续。

　　正如大江健三郎所说："这五年间，相继发表的《燃烧的绿树》、《空翻》等长篇小说，其实都是我对日本人的灵魂和精神等问题进行思索的产物。比如，日本出现奥姆真理教这个以年轻人为主体的邪教，就说明我们必须重视和研究有关灵魂和精神的问题。我只不过是在文学上将其反映出来罢了。"

　　河北教育出版社这套《大江健三郎自选集》还收入自传体小说《迟到的青年》和《小说的方法》。《迟到的青年》艺术地记录了他的成长经历、战后的日本社会世相，反映了他的政治观、历史观乃至文学观的形成。作家在小说里用第一人称的主人公"我"表示："我在战争中迟到了，无可挽回地迟到了。这便是我的史观。我想给我的手记定名为--迟到者的自我辩护。"他面对战后的社会和人生，严肃而负责地回答了一系列战后转型期的问题。它不仅描述了作为作家大江健三郎的出发点，也划出了作家及其文学的发展轨迹。随笔集《小说的方法》含《小说的方法》、《我的小说家的经历》，以及致君特·格拉斯、马里奥·巴尔加斯·略萨、苏珊·桑塔格的书简等，将作家的文学理念和小说创作方法论尽收其中。可以说，两卷自选集从形象艺术和理论构建两方面反映了大江健三郎的燃烧的生命和燃烧的灵魂。

《光明日报》2000年9月28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