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从年轻的时候开始写小说。我在一个进行帝国主义战争的国家里度过少年岁月，在日本二战失败后的混乱时期和追求民主国家的新生时代送走青春年华。我那一时期的小说主题，就是从这些个人经验中孕育、生长出来的。

　　同时我也常写一些随笔，篇幅有短有长，主题则和小说所写内容重合，但无须小说式的构思，写得更为直截了当。

　　小说和随笔是我文学生活中的车之两轮。一个年纪轻轻就成为作家的人，今后如何生存下去？小说和随笔，因此也成为他支撑和推进现实生活的车之两轮。

　　开始写小说时，我很年轻，是在大学里集中精力学习法国现代文学的学生。那时，我是个年轻的存在主义者，同时又是个希望能参与社会现实的人。萨特对我的影响很深。作为这样的一个青年人，我给自己的随笔确立的目标，是对日本的社会现状进行批评和报道。

　　那一期间，对我来说重要的引路人是奥地利的思想家、作家安达斯，关于核武器给广岛和长崎带来的悲惨，以及奥斯维辛的犹太人大屠杀，他都做了非常重要的工作。

　　就是这位安达斯，就现代人写日记的行为说过这样的话：日记，似乎变成了这样的书写，即在我们经历的事情（但这不是仅指降临到我们身上的事情，还包含了我们对降临而来的事情如何反应，或者不做反应）中，我们期望什么样的不妨碍共同生存呢？

　　此外，在作为作家不断积累的人生经验基础之上，我逐渐感到有必要建构小说方法的理论。立足于自己的小说创作经验，重新学习世界文学，我写下了这一方面的随笔。

　　近十年间，我对社会和国家的关心，主要集中在如何跟日本正在复活的国家主义斗争的问题上。安达斯曾说过，写日记的目的，是为了使过去的错误不在未来重新发生，为了拯救未来："'那是这么回事'，'已经发展到这种情形了'等记述，常常就是'此类事情不能再发生，决不能再出现这样的事情了'之意"。

　　我现在写作随笔的最根本动机，也是为了拯救日本人、亚洲乃至世界的明天。而用最优美的文体和深刻思考写出这样的随笔、世界文学中永远不可能被忘却的巨匠是鲁迅先生。在我有生之年，我希望向鲁迅先生靠近，哪怕只能挨近一点点。

　　这是我文学和人生的最大愿望。 　

　2000年6月2日《中华读书报》2000年9月27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