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是五月中旬一个周六的下午，天上欲雨未雨，地上潮湿闷热。我提着重重的三个包，靠一路上不间断地翻看地图确认着自己的位置，终于准确无误地摸到了大江健三郎先生的门前。--我是由光明日报出版社授权、受该社编辑徐晓委托、经大江版权经纪人酒井建美先生安排，为《大江健三郎自选随笔集》的篇目遴选等事项来与他相商的。

　　我比约定的时间早到了几分钟。利用这几分钟我在大江先生的房前屋后瞧了个仔细。早就知道他所住的成城一带遍布文化圈大家演艺界大腕的豪宅，路上也的确见过了一些颇气派的房子院子，可眼前这栋独门独户的二层小楼，却是质朴得不能再质朴了。半人高的矮墙上，略经修剪的树丛探出些枝枝杈杈，散漫自在。与墙同高的矮门，让人一看就知道它在风雨中守护了这家人很多年，是那种洗尽了铅华的木板门，颜色灰黑，质地厚重。视线越过门楣，就会遇到一棵尚粗壮的大树和一些高高低低的植物，它们正茂密着，使引人入门的那条小径尽头亦即房门的入口处处在绿叶掩映之中。

　　我按下矮墙上的门铃，正俯身等着跟对讲器自报家门，房门却已打开，一妇人由内向外小跑而来，这便是大江夫人了。这位日本著名大导演的女儿比我想象中的还要优雅，尽管她的穿着并不华贵。我随夫人进门，寒暄着卸去手上的一件重负--一个连盆带土的康乃馨花篮。第二天，是5月14日，母亲节。我是电话里约好时间后为拿什么礼物犯愁的时候突然想到这一点的。大江夫人三十几年如一日悉心照料弱智的儿子，并把他培养成了一个作曲家，这足以引起我对她伟大母爱的敬意。

　　我随大江夫人由门厅向左，走进大江健三郎先生那间会客室兼工作室的书斋。一俟进去--此时，从大江先生书上读来以后就印在脑子里的文字就全活过来一般：先生的大写字台果然是正面朝向室内斜放着的，为的是抬眼就能看到写字台前习惯于就着一张椅子写写画画的儿子；而儿子大江光，他出的三张CD中的某些曲子果然就是在这张椅子上谱就的--，几乎是同时，父子俩一同从各自的"生产线"上起身，朝向会客区的我。大江先生动作敏捷，咚咚咚几步就迈了过来，坐进"专座"（夫人语），我则在他的示意下，坐在了与他成45度角的一组长沙发上。我们的距离大约不到两米。

　　记起我只是进门时跟大江健三郎先生寒暄了一句"请多关照"，觉着有些不妥，就想再客套得深入一些，可他却似乎不想在这上面花时间，一坐定就脱口道："咱们开始吧。"这时我看见他随身带过来的夹子已平放在茶几一角，上面夹的正是我选出的待商定的自选随笔集目录。

　　于是我大约用了5分钟的时间，简要地将光明日报出版社的篇目遴选原则和我们认为应该通过所选作品传达给中国读者的东西向大江先生作了介绍和汇报。大江先生安静而认真地听着，除了时不时记上一两个字、较频繁地附以"哈依"和"我知道了"再不就是"行"、"可以"、"没问题"之外，不插一句话。只是当我最后说到要通过这本集子突出体现大江先生近年来力倡的"新人"理念时，他才抬起头来，说了句"这点咱们想到一块儿了"，就又沉静下去。

　　谈过我们这一边的想法，自然要询问大江先生的意见，而大江先生所表现出的对中国国情的理解和对出版社的支持则不仅让我放下了悬吊着的心，更让我觉出一丝感动来。大江健三郎先生近年来一直关注中国，这个在他看来有着巨大发展潜能的国家。

　　这时候大江健三郎先生大概也觉察到我们的话题有点"脱线"，就把话茬又拉回到自选集篇目上，说这回咱们一篇一篇过吧。我应声而动，从我的另一个"重负"中掏出他提供给光明日报出版社作选篇之用的几大本书，与他一起逐篇商量起来。散文随笔部分很快过完，书简部分也很顺利，稍费了点时间的是演讲与对谈部分。大江先生提供的出版物里所收的演讲稿数量极少，远不能满足光明日报出版社的要求，而对谈就不曾收入。我曾埋头遍查了所能查及的杂志报章，并利用因特网之便遍搜，终于寻见了一些让我兴奋的东西，但同时也有一些演讲和对谈我无法知道它发表于何处（而且也有可能它尚未整理成文字稿见诸于世）。恰恰是这些，我们需要大江先生协力相助，予以提供。大江先生呢？"这次演讲内容跟××没什么大差别，差不多的东西就算了吧。""这次对谈有点对付事儿，不要行不行？""我也觉着和萨伊德的对谈谈得挺好，最好能放上。"……大江先生就是这样，也率直爽快，也谦和诚恳。我心里就又有一阵小小的感动，为这商量的口吻，更为这一丝不苟的负责态度。

　　趁大江健三郎先生去用自家的复印机为我拷贝那几篇演讲对谈的空当儿，我得以同夫人聊几句家常。我于是知道，今秋大江健三郎再访中国的时候，夫人为了陪伴无法久居在外的大江光而不能同往北京了；于是知道夫人96岁的老母亲现在患老年痴呆症，已经认不得自己的儿女；也于是知道大江光癫痫发作时为父为母的担心。这是怎样一个愁云惨雾的家庭，然而又是怎样一个生机盎然的家庭！你看窗内窗外那满眼的绿罢！你看那墙上画框里出自夫人之手的水彩画罢！你看大江先生那等身的著作罢！它们的生命是大江先生和夫人给的，它们的生命也就有了跃动的灵魂，它们和大江先生一家一起，迎日出日落，看云起云散，这才是坚实温馨的家庭！

　　正在心里慨叹着，大江先生一脸歉意地回来了。一进来就说复印机坏了，一坐下就掏出手绢揩额头脖颈，看来趴了窝的复印机折腾得先生不善。我玩笑了一句，说复印机是累了，想歇歇了。大江先生倒是笑了，可那笑里还是看得出歉意。大江先生仔细记下需要复印的文章篇名，答应我一复印好就立刻寄过来。

　　于是，我们的工作暂且算是告一段落，谈话朝着更洒脱的方向而去。看得出，大江健三郎先生是爱日本的。他爱日本之心切切，让人不由得想起鲁迅先生之爱中国、君特·格拉斯之爱德国，他们爱的方式虽有些不大入耳，但谁能说他们的这种自揭短处自戳痛处不是一种爱法呢！听大江先生说起加藤周一、安部公房，甚至三岛由纪夫，你会觉得先生心中有人情；再听大江先生指陈石原慎太郎这位旧日同窗，你更会觉得大江先生胸中有大义。大江先生初登文坛之时就以文学为武器，扯起日本战后民主主义的大旗。而今，大江先生虽渐入老境，却锐气不减，依旧针砭时弊，告知危机，呼唤新人出现，寻求再生之途，表达着一个日本知识分子为日本计、为亚洲计、为世界计的良知和责任感。

　　大江健三郎先生关注中国，始自他关注中国文学。他能用很准确的中文发音说出一大堆中国文化人和作家的名字，省了我不少力气去猜来猜去。听他谈他较为欣赏的莫言、王蒙、刘心武，再听大江先生侃他颇为赞誉的张艺谋、陈凯歌，你可能恍惚间就会时而觉得他是个讲日语的中国作家，时而又觉得他是个通中文的中国迷。忆及前两次中国之行，大江先生还清楚地记得毛泽东、周恩来、胡耀邦的音容笑貌，便叹时间之短暂，慨光阴之荏苒；说到两国文化交流，大江先生认为这项工作意义重大，又自省做得太少太不够，决意（同时也希望我们能够）为作家作品间的交流做些切实的努力。大江先生的今秋北京之行，可不就是从我做起的印证么！

　　临别之际，大江先生特意叫过"布羌"（先生和夫人都唤光做"布羌"）--此前，布羌一直极安静地在他的椅子上做着事--，让他用中文问候我。布羌腼腆着不肯，老爸就耐心地诱他："你好咋说来着？""妮-哈噢。"老爸的赞许声中，布羌的腼腆似乎缓解了许多，我就又趁势教了他一个"再见"。在大江光一遍又一遍的"再见"里，我的感动由表及里，又由里及表，于是整个人就为这和善平易的长者、为这清醒坦诚的作家、为这慈祥温厚的父亲而彻彻底底地感动了。这感动定格在了我与大江健三郎先生及其家人的合影里，也定格在了我永久的记忆里。于是我第三个提包里这天未曾启用的摄像机、录音机的确就显得多余了--这道感动的印痕，无须用这些现代的机器去记录，就已深刻进我的生命里了。

《光明日报》2000年9月28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