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是五月中旬的一个周六的下午，天上欲雨未雨，地上潮湿闷热，让人有些弄不清楚这是五月天还是七月天。我提着重重的三个包，由打成城学园站下车，靠一路上不间断的翻看地图确认着自己的位置，终于准确无误地摸到了大江健三郎先生的门前。——我是为《大江健三郎自选随笔集》的篇目遴选等事项来与先生相商的。

我比约定的时间早到了几分钟，这是我一贯的作风。

我按下矮墙上的门铃，正俯身等着跟对讲器自报家门，房门却已打开，一妇人由内向外小跑而来，这便是夫人了。这位日本著名大导演的女儿比我想象中的还要优雅，尽管她的穿着并不华贵。我随夫人进门，寒暄着卸去手上的一件重负——一个连盆带土的康乃馨花篮。

第二天，是5月14日，母亲节。我是电话里约好时间后为拿什么礼物犯了会子愁的时候突然想到这一点的。一来夫人按说应该是与母亲大致同龄或是小母亲几岁，二来夫人三十几年如一日悉心照料弱智的儿子并把他培养成了一个作曲家，这足以引起我对她伟大母爱的敬意。

我随夫人由门厅向左，进得先生那间会客室兼工作室的书斋。一俟进去——此时，从先生书上读来以后就印在脑子里的文字就全活过来一般：先生的大写字台果然是正面朝向室内斜放着的，为的是抬眼就能看到写字台前习惯于就着一张椅子写写画画的儿子；而大江光，他出的三张CD中的某些曲子果然就是在这张椅子上谱就的——，几乎是同时，父子俩一同从各自的“生产线”上起身，朝向会客区的我。

先生动作敏捷，咚咚咚几步就迈了过来，坐进他的“专座”（夫人语），我则在他的示意下，坐在了与先生成45度角的一组长沙发上。我们的距离大约不到两米。

记起我只是进门时跟先生寒暄了一句“请多关照”，觉着有些不妥，就想再客套得深入一些，可先生却似乎不想在这上面花时间，一坐定就脱口道：“咱们开始吧”。这时我看见先生随身带过来的夹子已平放在茶几一角，上面夹的正是我选出的待商定的自选随笔集目录。

于是我大约用了5分钟的时间，简要地将光明社自选集篇目遴选原则和我们认为应该通过所选作品传达给中国读者的东西向先生作了介绍和汇报。先生在他的“专座”里安静而认真地听着，除了时不时记上一两个字、较频繁地附以“哈依”和“我知道了”再不就是“行”、“可以”、“没问题”之外，不插一句话，只是当我最后说到要通过这本集子突出体现先生近年来力倡的“新人”理念时，先生才抬起头来，说了句“这点咱们想到一块儿了”，就又沉静下去。

谈过我们这一边的想法，自然要询问先生的意见，而先生所表现出的对中国国情的理解和对出版社的支持则不单让我放下了悬吊着的心，更让我觉出一丝感动来。

这时候先生大概也觉察到我们的话题有点“脱线”，就把话茬又拉回到自选集篇目上，说，这回咱们一篇一篇过吧。我应声而动，从我的另一个“重负”中掏出先生提供给光明社作选篇之用的几大本书，与先生一起逐篇商量起来。散文随笔部分很快过完，书简部分也很顺利，稍费了点时间的是演讲与对谈部分。

趁先生去用自家的复印机为我拷贝那几篇演讲对谈的当儿，我得以同夫人聊几句家常。我于是知道，今秋先生再访中国的时候，夫人为了陪伴无法久居在外的光而不能与先生同往北京了；知道夫人96岁的老母亲现在患老年痴呆症，已经认不得自己的儿女；也知道光癫痫发作时为父为母的担心。这是怎样一个愁云惨雾的家庭，然而又是怎样一个生机盎然的家庭！你看窗内窗外那满眼的绿罢！你看那墙上画框里出自夫人之手的水彩画罢！你看先生那等身的著作罢！它们的生命是先生和夫人给的，它们的生活也就有了跃动的灵魂，它们和先生一家一起，迎日出日落，看云起去散，这才是坚实温馨的家庭！

看得出，先生是爱日本的。他爱日本之心切切，让人不由得想起鲁迅先生之爱中国、君特·格拉斯之爱德国，他们爱的方式虽有些不大入耳，但谁能说他们的这种自揭短处自戳痛处不是一种爱法呢！听先生说起加藤周一、安部公房、甚至三岛由纪夫，你会觉得先生心中有人情；再听先生指陈石原慎太郎这位旧日同窗，你更会觉得先生胸中有大义。先生初登文坛之时就以文学为武器，扯起日本战后民主主义的大旗，而今，先生虽渐入老境，却锐气不减，依旧针砭时弊，告时危机，呼唤新人出现，寻求再生之途，表达着一个日本知识分子为日本计、为亚洲计、为世界计的良知和责任感。

先生之关注中国，始自先生之关注中国文学。先生能用很准确的中文发音说出一大堆中国文化和作家的名字，省了我不少力气去猜来猜去。听先生谈他较为欣赏的莫言、王蒙、刘心武，再听先生侃他颇为赞誉的张艺谋、陈凯歌，人可能恍惚间就会时而觉得他是个讲日语的中国作家，时而又觉得他是个通中文的中国迷。忆及前两次中国之行，先生还清楚地记得毛泽东、周恩来、胡耀邦的音容笑貌，便叹时间之短暂，慨光阴之荏苒；说到中日文化交流，先生认为这项工作意义重大之余，又自省做得太少太不够，决意（同时也希望我们能够）为作家作品间的交流做些切实的努力。先生的今秋北京之行，可不就是先生从我做起的印证么！

临别之际，先生特意叫过“布羌”（先生和夫人都唤光做“布羌”）——此前，布羌一直极安静地在他的椅子上做着事——，让他用中文问候我。布羌月面腆着不肯，老爸就耐心地诱他：“你好咋说来着？”

“妮－哈噢。”老爸的赞许声中，布羌的月面腆似乎缓解了许多，我就又趁势教了他一个“再见”。在光一遍又一遍的“再见”里，我的感动由表及里，又由里及表。于是整个人就为这和善平易的长者、为这清醒坦诚的作家、为这慈祥温厚的父亲而彻彻底底地感动了。

《中华读书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