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品

日本文学在中国的传播路径

■尤 勇

建国后到改革开放时，日本文学在中国的传播主要是无产阶级文学，传播最广的是日本无产阶级作家的作品。如小林多喜二的作品，其代表作中篇小说《蟹工船》、《地下党员》、《组织者》等都被翻译引进。

改革开放初期日本对中国影响巨大的主要是电影文学，这一过程持续了５年左右，像《追捕》、《远山的呼唤》、《望乡》等作品。电影《追捕》、《人证》还直接催生了日本推理小说在中国的出版热。日本推理小说在设置谜团、制造悬念、渲染气氛、解谜破案等方面，不仅善于紧扣办案元素，施展逻辑推理，而且很会经营情节，追求情绪感染，注意把知性解谜与感性煽动结合起来，吸引了成千上万的中国读者。据统计，１９７９至１９８９这１０年期间，我国出版日本推理小说的出版社至少有４０家，出版的书目超百种，日本侦探推理小说在中国的出版进入了一个鼎盛时期。就在这个时期，我们认识了日本的大推理小说家森村诚一、松本清张等人。

进入上个世纪八九十年代后，日本的现代文学经典也开始大规模地引进，譬如日本近代首屈一指的文学巨匠夏目漱石的《我的猫》、《三四郎》、《其后》、《门》、《哥儿》及自传体《路边草》等先后被引进。

诺贝尔文学奖是获奖作品在世界传播的最好名片。同样不例外，日本两位诺奖获得者川端康成和大江健三朗的作品也受到了中国出版社的青睐。

目前国内的川端文集，影响较大的主要是韩侍桁翻译的由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的、叶谓渠翻译的由漓江出版社出版的和高慧勤主编的由河北教育出版社出版的。１９８１年中国第一次出版了川端康成的《雪国》和《古都》，由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１９８５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了《川端康成小说选》。１９９３年日本著名学者川端康成研究权威长谷川泉的《川端康成论考》翻译出版，对中国的川端研究起到了推动作用。１９９８年漓江出版社也出版了一套结集了《生为女人》、《东京人》、《少女开眼》、《河边小镇故事》等作品的川端康成作品集。至今，关于川端康成作品和评论集都是出版社感兴趣的内容，２００７年，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就出版了《感悟东方之美——走进川端康成的〈雪国〉》。

日本作家大江健三郎是１９９４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他是继泰戈尔、川端康成之后第三位获此殊荣的亚洲作家。获奖之前，他并没有引起中国文学界的关注，中国读者、作家和批评家对大江健三郎表现出绝对的冷漠和不以为然。据研究者统计，在１９９４年大江荣获诺贝尔文学奖之前，国内只翻译介绍过他的３篇短篇小说，研究论文更无从谈起，在大江获奖的第二年即１９９５年，全国发表了１３篇专门研究大江健三郎的论文，到如今已有几百篇。１９９５年，由叶渭渠主编，光明日报出版社出版了《大江健三郎作品集》，包括《个人的体验》、《广岛札记》、《生的定义》、《死者的奢华》、《性的人》、《我们的时代》等作品。１９９６年作家出版社出版了包括《同时代的游戏》、《摆脱危机者的调查书》、《青年的污名》、《人的性世界》、《日常生活的冒险》在内的大江健三郎最新作品集。１９９９年，译林出版社出版了《性的人·我们的时代》等作品，２００１年河北教育出版社出版了共三卷四册《大江健三郎自选集》，２００５年，南海出版公司出版了《大江健三郎随笔集》。

进入１９９０年代，日本文学引进有两个显著的特色：一是动漫作品，以宫崎峻为代表，《铁臂阿童木》、《一休哥》、《花仙子》等一系列日本漫画作品开始进入中国，一直延续到现在。对１９７０年代末之后出生的中国人，影响非常大，成为他们童年时代少年时代的精神食粮。这个群体的形成，改变了下一代中国人对日本的看法，也会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他们前辈对日本的态度。二是日本大众文化进入中国，最有代表性的当属村上春树。从村上作品在１９９０年代末期进入中国的十多年时间里，阅读村上已经成为了中国中产阶级的一个标志，或者说一个符号。据估计，村上春树的非日本读者中，到目前为止，中国人占绝大多数。

值得注意的是，阅读本应该是和生活保持距离的精神活动，阅读某个作家的作品不应该成为时尚，这就意味着村上春树作品变成了一个大众消费品。在很多情况下，阅读村上本身不是目的，阅读的姿态才是目的。其实这是村上春树作品没有被理解的一种表现。村上的作品在日本也很畅销，但这是有时代背景的，当时日本的泡沫经济彻底崩溃，整个社会都弥漫着一种焦躁不安的情绪，加上日本人背负的历史债务，因此他们需要麻醉，而村上春树作品恰恰承担了这样的功能，有青春、回忆、爱情、伤感、忠诚等元素，让读者阅读起来很舒服。所以村上在１９９０年代的日本很流行，一方面有其复杂性，一方面有其消费性。有时侯，中国的中产阶级读者其实是把阅读村上作为一种表演性的阅读行为，正是因为存在着这样的误解，２００７年，新星出版社出版了小森阳一的《村上春树论——精读〈海边的卡夫卡〉》，对于中国人理解村上春树作品提供了一个解读的途径，了解村上在当代日本社会中是怎么来治疗泡沫经济崩溃和日本历史问题造成的疾患的。实质上，村上的作品作为一种软性读物，具有麻醉作用，通过麻醉对读者进行“疗愈”，帮助读者从泡沫经济的破产、历史记忆的残酷等生活痛苦中摆脱出来。在这一过程中，村上作品具有了意识形态性质。

要特别指出来的是，作家的作品和其相关的评论集应该配合引进出版，可以减少读者的误读。

进入新世纪，中国对日本文学的介绍具有一个显著特点，那就是更有系统性。２００２年，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举办了“中日女作家”的作品研讨会，并且出版了日本女作家作品系列，把日本的女作家非常系统地介绍给中国读者。２００６年年底，又举办了“中日青年作家对话会”，把日本代表性的、前卫的作家介绍到了中国。同时媒体也越来越关注，《世界文学》杂志会就是其中之一，他们有意识地把日本文学奖的获奖作品介绍到中国来，“芥川文学奖”在日本的地位就相当于我国的“茅盾文学奖”，《世界文学》在２００５年的第二期发表的《裂舌》，２００６年第一期发表的《猪的报应》等作品都是“芥川奖”的获奖作品。

到了２００７年，我们可以发现出版社在对日本文学作品的引进中出现了两个很有意思的变化：

２００７年１０月，一部日本“８０后”作家的作品——《一个人的好天气》由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让人惊讶的是，这部除了有“芥川奖”的头衔没有“名家”的光环的作品，到现在已经发行了１０万册。小说描述了一个打零工的女孩如何与年长亲人相处，同时追寻自我、独立的故事。走向自立的一名女孩在工作、生活和恋爱中的种种际遇和心情令人揪心，小说写尽了做一名自由职业者?穴“飞特族”?雪的辛酸，这种心态与我们“８０后”一代产生了共鸣。

我们对于日本小说的引进出版主要集中在现、当代的经典上，日本的历史小说一直关注得比较少，２００７年重庆出版社出版了《织田信长》，２００８年，南海出版公司出版的１３卷本《德川家康》上市才短短的几个月，就取得了１００万册的发行量。这两个变化预示着出版社在选择引进日本文学的题材上越来越丰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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