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年四月，我长年以来的朋友、剧作家井上厦先生去世了。在他故去之后，夫人将他的两册笔记送给我，其中的文章显示出，大致同年出生的井上先生果然在用火表明他与我之间那种同时代的批评关系（在这种场合，是从他的笔记中单向地对我进行传达）。

二十五岁的井上先生在评论我最初创作的短篇小说时，表示我的作品以“人生的平行=与他人无涉”作为主题是出色的，但是在对我的短篇小说表示认可后，他接下去便如此写道：

我在担心，大江氏恐怕难以写出出色的长篇小说。因为在长篇小说这一领域，除了描绘爱之外便写不出其他东西来。归根结底，大江氏是个短篇小说作家。

也是在二十五岁这个年龄上，我与一位敬之爱之的友人的妹妹结了婚，由于我生性便对重复相同之事感到厌倦，就从不曾重新爱上其他女性。如此一来，也就无法基于体验而写作罗曼传奇、也就是有关爱的长篇小说了。井上厦先生的预言说中了！然而，如同总是在我的人生旅途上等候着我一般，predicament·窘境很快便来到我的面前——我成了一个智障儿的父亲。就这样，新的爱来到了我的身上。我的长子在始于《个人的体验》的诸多作品里被称为阿亮，我以自己与长子的共同生活为主题而创作长篇小说，井上先生在其后的人生中对这一切给予了好评。

不过，依然在这同一主题系内、在这场专题研讨会上被更为集中地论述的长篇小说《水死》中，我描述了阿亮与父亲的不和，最终在小说临近结束处，描绘了两者间的和解。井上先生在临终的病床上阅读了这些描述，在遗留下的笔记上洞察性地指出我与长子的和解是虚假的：“压倒性的阿亮君之存在，除了真正充满人性的事物以外，则不可能达成和解。”

井上厦先生在用火表明基于他与我之间终生相互理解的、却是绝不妥协的批评之传达，将生者们绝不会说出的话语传送给了我。作为对他的回应，目前我正写着恐怕是Thelastwork的“晚年的小说”。大家在这场专题研讨会上对《水死》所作的多方面探讨，将会坚实地推动我的这一工作。

在我的人生中，Predicament对我的造访从不曾间断，尽管有时会隔上一段时间。不过，同样近似不可思议的幸运的理解关系也不时惠顾于我。我接近人生终点之际的、显然是最大的幸运之一，便是为我策划、准备和实现了这场专题研讨会的友人们以及光临研讨会的诸位，谨向你们表示衷心的感谢！

2011年5月5日，于东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