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漱石以优异成绩从大学本科毕业,所以就职的机会比较多。除了继续在东京专门学校和国民英学会担任教务之外,几乎同时有人介绍他去高级中学和高等师范两校,最后漱石决定接受高等师范方面的工作,年薪四百五十元。 漱石这时的经济生活似乎并不宽裕。虽然每月领取工资三十多元,可是必须按月还给文部省七元,给父亲十元,所剩也就无几了。 不过,漱石当时感到苦恼的,主要还不是在经济方面,而是在精神方面,即专业和工作方面。他本来是抱着“通达英语和英国文学,用外语写出伟大的文学著作,令西洋人吃惊”的希望进入英文科的,可是进入大学过了三年,希望渐渐变得渺茫起来,到毕业的时候,几乎成了傻瓜,“怎么也不能相信这就是所谓学士”,以致产生了“甘心腐朽”的想法。 漱石之所以产生“甘心腐朽”的悲观想法,是与他对学校的教学和教师的工作感到失望有关联的。他后来这样说过:自己在大学学的是英国文学专业,人们也许要问,所谓英国文学到底是什么呢?十分遗憾,对于自己这个学了三年的人来说,一切也还是迷雾一团。当时的老师名叫杰克逊。自己在他面前念诗,读文章,写文章,漏掉冠词就要挨训,发音错误又被申斥,考试全是华兹华斯哪年生、哪年死啦,莎土比亚全集有几种啦,或者排列一下司各特作品年代顺序之类的问题。难道这真的是英国文学吗?姑且不谈英国文学,首先文学是什么,自己就无论如何也弄不明白。靠老师不行,那么靠自己的力量能搞清楚吗?那可以说是瞎子点灯白费蜡,走进图书馆不管怎么转来转去也抓不着个线索。可见这并不只是自己力量不足,关于文学方面的书也非常缺乏。总而言之,学了三年,始终没闹清楚文学是什么,不妨说自己的苦闷首先就在这里吧。大学毕业以后,自己便以这种模模糊糊的态度走进社会,与其说终于当了教师,不如说被安排成了教师。幸而在语言方面尽管也靠不住,还能想方设法敷衍敷衍,所以一天一天暂且平安无事地过去,但是心里常常感到空虚。既然空虚,也许索性死了心好,可又总觉得有些令人不快的东西潜藏在各个地方,实在难以忍受。而且,另一方面对于自己所从事的教师这个职业,一点儿也不能产生兴趣。 自己一直半起半坐安不下心,总想有机会的话换换工作,发挥自己的本领,然而本领又是若有若无的,朝什么方向转移总也不能断然下定决心。 正当漱石为专业和工作感到苦闷的时候,疾病又来袭击他了。一八九四年二月初患感冒,咽喉疼痛,痰中见血,被医生诊断为初期肺结核。漱石的大哥、二哥都因为肺病死去,所以漱石一时似乎受到很大冲击,甚至有“万念俱灰”之感。可是,幸而病情没有恶化,学习弓术,易地疗养,访松岛,游湘南,不久渐渐恢复了健康。在湘南海岸,他曾不顾风暴跳进海里,没于狂澜之中。旅店主人吃了一惊,大叫“危险,危险!”漱石却感到“快哉”,并吟出“不入惊人浪,难得称意鱼”的诗句。这种冲动行为,既是为了治疗疾病,也是企图解除灵魂痛苦。 一八九四年秋天,漱石曾经几次迁居。首先从学校宿舍迁到友人菅虎雄的家;随后又不经菅虎雄许可,迁到另外一个地方;最后住进了小石川表町法藏院。为什么要这样不断迁徙呢?据说是因为觉得“尘界茫茫,毁誉扑耳不堪”,所以不愿意过学校宿舍的集体生活,也不愿意住在朋友家里,甚至住进寺院还嫌“僧尼语于邻室”,可见他的精神苦闷之深。 在精神苦闷日益严重的情况下,漱石便动了参禅之念。据说当时青年之间有一股用参禅来解除自己苦恼的风潮,漱石亲近的朋友之中也有不少参过禅的。漱石向来主张独立和自由,这种依靠自己力量寻找解脱之道,正合他的心意。他到镰仓归源院参禅约在一八九四年十二月底和一八九五年一月之间,结果归于失败。 关于漱石参禅的实际情况虽然没有详细记载材料,不过长篇小说《门》对主人公宗助参禅的描述,却可供我们参考。宗助为了自己过去的罪过,心里怎么也得不到安宁,只好到镰仓参禅,追求所谓“风吹碧落浮云尽,月上东山玉一团”的平和境界。禅师给他提出的问题是,父母未生他之前,他的本来面目是什么。经过苦心思虑,终于不得其解,只好灰心丧气地走出寺院。最后宗助敲门却投人给开,这个场面具有象征意义。小说写道:
他来到门口喊人开门,可是看门的人站在门那边,不营他怎么敲也不肯露面。 “敲也没用,自己打开走进来!”只听到有个声音这样说。 宗助在考虑如何才能把门闩弄开。他脑子里已经明白地想好了开门的手段和办法,然而他却没有力量使用这种手段和办法把门打开。因此,他自己现在所处的地位同尚未考虑这些问题的往昔毫无两样。他依然无能为力地被锁在门外。他平生是靠自己的判别能力而生活的。如今这种判别能力却跟自己作对了,这使他很懊丧。他钦慕那种从来不加取舍.毫无商量余地的愚昧而顽固的信念。或者说,将那些善男信女排除智慧.不假思索的痴迷态度,尊为崇高的表现。宗助自己好象生来就命中注定要长期守在门外,这是无可奈何的。然而,既然此门不通,又为何偏要走到它的旁边呢?这不是自相矛盾吗?他回顾一下身后,始终没有勇气顺原路走回去。他眺望前方,前方铁门紧闭,永远遮挡着他的视线。他不是一个能走进这门的人,他也不是一个不进门可以安心的人。总之,他是一个伫立门下等待日落的不幸的人。
这段文字艺术地表现了宗助对参禅的失望,也可以说是漱石对参禅的失望。当然,宗助的感受并不完全等于漱石的感受,不过宗助的感受包含漱石的亲身体验在内,却是无可置疑的。漱石后来说过;“我不知道禅是什么。从前参拜镰仓的宗演和尚时,他问我父母未生我之前我的本来面目是什么,便张口结舌,不知怎样回答。我是个未曾见过自己本来面目的门外汉.” 一八九五年四月,漱石辞掉高等师范等校职务,前往四国爱嫒县松山中学任教。他为什么耍离开东京的大学校前往农村的小学校呢?除了在经济方面松山中学答应破格给予八十元的高薪(这个数目与前任的美国教师相同,比校长还多二十元),正好符合漱石攒钱留学深造的愿望之外,恐怕还有精神方面的因素。有人认丸这是由于漱石失恋,离开东京以便减轻精神痛苦。不过这种说法没有充分根据,而且据说曾经被漱石亲口否定过。事实上,恐怕与其说是由于失恋之苦,不如说是由于上面所说的对专业和工作失望之苦以及这种痛苦之无法摆脱,更加令人信服。 他的这种复杂心情,形象地表现在到松山不久写给子规的五首咏怀汉诗里。其中有一首是这样的:
快刀切断两头蛇,不顾人间笑语哗。 黄土千秋埋得失,苍天万古照贤邪。 微风易碎水中月,片雨难留枝上花。 大醉醒来寒彻骨,余生养得在山家。
松山是子规的故乡。当年八月,子规来到这里,住在漱石楼下,召集当地俳句门徒,办起俳句会来,漱石后来也参加了。据漱石回忆他起初是因为楼下吵闹,书也看不下去,不得已才作起俳句来。可是一旦开头,便诗兴大发,怎么也收不住了。十月,子规离开松山以后,漱石还不断绐他邮寄诗稿,十月间达八十八句,十一月、十二月间近二百四十句,其热心的程度由此可以想见。 子规当时正在倡导俳句革新,大力鼓吹写实。漱石虽然也想效法,可是主要还是想把俳句作为自由抒发主观感受的工具。他那时所写的比较出色的俳句,都是偏于表现主观感情的。例如:
明月啊,故乡之远影。 时鸟啼名,彼山此关。
正如他给子规信里所写的那样;“小生之拙于写实,固然由于入门日浅;不过窃以为天性使然处,亦或有之。” 漱石在松山的经历成为后来写作小说《哥儿》的生活来源。但他在松山并没有象“哥儿”那样受人嘲弄,一般说来处境还是好的。他教学热心、认真,虽然不能说是能言善辩,可是语言很有条理,讲解非常清楚,颇受学生欢迎。他在当地受到尊敬,甚至被当成了不起的大人物。但是过了一段时间,特别是子规离开松山以后,漱石就越来越强烈地感到孤独和寂寞起来。人地生疏,没有朋友,一股思乡之情油然面生。他想离开松山回到东京工作最好,即使暂时不能回到东京,也要换个地方。正在这时,结婚问题也提到日程上来了。 女方是当时贵族院书记长中根重一的长女镜子。漱石看过镜子的照片,似乎比较满意。不过没有见到本人,很难决定可否。于是,漱石便在同年十二月二十七日回到东京,第二天到镜子家里相亲。漱石事后回到自己家来说,镜子牙齿长得不齐,可是本人毫不在意,并不勉强遮掩,因此对她十分中意。家里的人听了,却笑漱石是个怪人。婚事虽然议定,但是没有确定结婚日期。中根重一希望漱石尽快在东京找到工作,然后结婚;漱石却说工作能否找到,现在难以预料。因此,双方商定等到漱石工作有了着落以后再来举行婚礼。 漱石从东京回松山后不久,熊本第五高中便发来聘书。一八九六年四月九日,漱石在松山中学礼堂告别众人,四天以后到达熊本。 他在熊本第五高中的工作时间出乎意外地长,前后共达四年之久。原因可能有两个方面:一方面,熊本高中校长相当器重漱石,恳切要求他长期任教;另一方面,在东京始终没有找到合适的工作。毫无疑问,漱石这时仍然想回东京,想放弃教师工作。一八九六年十月,他曾和中根重一商量过这件事。当时中根重一回答他,目前外务省有翻译方面的空缺。可是漱石对于这类行政事务工作没有兴趣,同时由于不懂法律上的词汇,缺乏完成任务的勇气和信心,所以只好谢绝。第二年春天,中根重一又告诉他,东京高等商业学校有缺,并说如果单靠工资不能维持生活,自己可以按月给予补助,希望他赶快去东京。漱石又谢绝了。理由是熊本高中方面非常信任自己,既然还是要当教师,当然首先要为熊本高中尽力,除非自己和学校关系发生变化,或者断然离开教育岗位,或者由于官命迫不得已。凡此种种,尽管这时漱石曾经表示希望过单纯的“文学生活”,为“文学三昧”消磨时光,“读自由的书,说自由的话,写自由的事”,然而终于没有变为事实。 漱石虽然不愿意当教师,可是对于熊本高中仍然尽了不少力。据当时的学生回忆,漱石在课堂上要求学生十分严格,不作预习企图蒙混过关的人,常常遭到严厉批评,提出过分简单无聊问题的人,也不会得到回答,只好自己去查字典。同时,漱石又是非常亲切的老师,无论学生提出多么糊涂的问题,只要态度是认真的,他总是耐心给予解答。漱石不仅认真教好规定课程,而且课外给学生讲授莎士比亚。他“用照例沉着的语调,不太过于穿凿字句,插进简短的评论,这样的讲课使我们开始体会到了《哈姆雷特》的有趣处.”——一个学生后来回忆起漱石讲课情景时,曾经这样说过。此外,为学生讲解俳句,筹措学费,安置生活,也花费了不少时间.精力和金钱。 一八九六年四月初漱石到任时,职务是讲师;七月九日被任命为教授,并授予六等高等文官;九月十日升为正七品,第二年六月八日升为五等高等文官,六月二十一日任大学预科英语主任;十月十日升为正六品:一九零零年四月二十四日被任命为代理首席教员。从这个不断提升的过程,也可以看出漱石确实对于熊本高中有所贡献,同时也受到校方的重视。 漱石不但没有回到东京,而且越调换工作离东京越远。中根重一无计可施,只好带着镜子来到熊本,让他们于一八九六年六月九日举行了婚礼。当时漱石三十岁,镜子二十岁。 据镜子回忆,新婚不久漱石就对镜子声明,自己是搞学问的,必须学习,所以不可能照顾她。漱石无疑是爱镜子的,但是由于种种因素,他们之间的矛盾又是不可免的。譬如新年期间客人来了 很多,又是同事,又是学生,家里预备的饭菜不足,镜子感到为难,漱石也有些生气。不过漱石情绪不好仅仅用于当时,第二天、第三天就穿上镜子过年用的漂亮和服在屋里来回走着开玩笑了。 一八九七年六月二十九日,漱石父亲去世,时年八十四岁。漱石对父亲尽管没有什么好感和敬意,仍然带着镜子赶回东京参加葬礼。据镜子观察,漱石对于他的老家也可以说没有什么感情,有的只是轻蔑和反感;不过他是一个严守交往礼节的人,所以没有做过违背礼节的事情。 镜子这时还不知道自己已经怀孕,由于旅途劳领,从熊本到东京不久就流产,只好前往当时娘家人所在的镰仓别墅休养生息。这期间,漱石不断往返于东京和镰仓之间。在东京,他常去看望卧病在床的子规:在镰仓,则重新见到了归源院的禅师。不久暑假结束,镜子不能立刻动身,漱石只好只身返回熊本。 由于父亲死去不必再给家里寄钱,文部省的借款也已经还清,所以这时漱石在经济方面变得宽裕起来。一面帮忙料理家务、一面上学读书的寄食学生,也从这时开始出现在他的家里。 一八九八年秋天,镜子再次妊娠,反应极其强烈,呈现歇斯底里症状,严重时滴水不进,只得靠营养灌肠维持生命。据说她还跳进河里,幸亏学校事务人虽妥善处理,才没有引起很大风波。 第二年五月,他们的第一个孩子好容易出世了。漱石十分高兴,当即写下“安稳生子,状若海参”的俳句,而且不时把婴儿放在膝盖上,一面注视她的脸,一面自言自语似地说:“再过十七年,这孩子十八岁,我就五十岁了。”他给这个女儿取名叫“笔子”,据说意思是希望她长大以后写一笔好字。 在这期间,漱石作过几次短途旅行。其中与后来创作关系密切的有两次:一次是一八九七年底和第二年一月小天温泉之行。小天温泉是小说《旅宿》的舞台。不过小说写的是春景,漱石的旅行却是在冬天进行的。另一次是一八九九年秋天试登阿苏山。这段经历为后来写作小说《二百十日》积累了素材。 漱石从松山转到熊本以后,继续热心写作俳句,而且在质量上精益求精。他在和子规、虚子等人的通信里,不断探讨俳句发展过程中的种种倾向,尤其注意认真检查自己的旧作,迫切要求提高写作水平。一八九六和一八九七两年间,他的俳句创作达到高潮,名言佳句层出不穷。例如:
底岩清晰见,秋水诚清澈. 初秋大地临,千株劲松动。
关于漱石所作俳句的特点,最好还是引用子规的一段话来加以说明:“漱石明治二十八年始作俳句。自始作起,已在构思及句法方面显露特色。其构思极新颖,奇想来天外者甚多。……漱石之句法亦有特色,或用汉语,或用俗语,或为奇言。……然漱石亦非偏于一方者。以滑稽为唯一趣向,以奇句惊人为高明者,不可与之同日而语。其句雄健者则彻底雄健,认真者则彻底认真。” 一八九八年以后,漱石对俳句的兴趣逐渐减退,写作数量逐渐减少。与此同时,他又动笔写起汉诗来。如《菜花黄》所描绘的菜花一片黄的景色,后来在小说《旅宿》中也曾出现过,漱石仿佛非常喜爱这种所谓暖色风光:
菜花黄朝暾,菜花黄夕阳。 菜花黄里人,晨昏喜欲狂。 旷怀随云雀,冲融入彼苍。 缥缈近天都,迢递凌尘乡。 斯心不可道,厥乐自潢洋。 恨未化为鸟,啼尽菜花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