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期创作(2)

漱石写《我是猫》时，已经三十七岁了。一般来说，在这样的年龄才开始进行创作，应该算是晚熟的。可是由于他的这部作品大受欢迎，他的创作热情也就顿时高涨起来。与《我是猫》于一九零五年初在杂志上开始连载的同时，他还发表了一系列短篇作品，即《伦敦塔》、《克来依尔博物馆》、《幻影之盾》、《琴之空音》、《一夜》、《薤露行》和《趣味的遗传》等。以上七篇于一九零六年出版合集，名为《漾虚集》。     严格地说，上述这些作品其实很难一律称为小说。象《伦敦塔》和《克来依尔博物馆》，可以称为叁观访问记，《幻影之盾》和《薤露行》，是根据英国传说写成的叙事诗式的散文，《一夜》类似散文诗，只有《琴之空音》和《趣味的遗传》纯属现代小说的范畴。     勿庸赘言，漱石是位个性丰富、风格多样的作家，这几篇不出一年先后发表的、文体与形式各不相同的作品就是一个证明，而这些作品所展示出来的种种因素又在他此后的创作中得到程度不同的表现和发展。《薤露行》和《幻影之盾》表现了作者富有想象力和善于使用华美文字的才能，后者在他两年之后所写的《虞美人草》里得到进一步发挥；《一夜》中幻想式的女性形象和禅语的结合，在第二年诞生的《旅宿》里更加具体化了；《琴之空音》和《趣味的遗传》则是一般写实主义小说的写法，堪称《三四郎》、《从此以后》、《门》等一系列写实小说的尝试。     《幻影之盾》、《一夜》、《趣味的遗传》等作品表现了一种共同的思想，就是对美和爱的瞬间体验胜过无聊而忧郁的长长一生。如《幻影之盾》写英国骑士的浪漫恋爱故事，勇敢的骑士威廉和美丽的姑娘克拉拉在现实中不能结合，却在幻影之盾里团聚了。小说结尾写道：百年之龄可喜可贺，但也有些令人厌倦。乐也多，忧也长。与其每天喝淡淡的啤酒，莫如品尝半滴烧舌的酒精省力。以十分百年，以百分十年，于所余片刻之间享尽百年之苦乐，与终百年之岁相同。泰山也可收入照相机内，氢气也可冷缩为液体。若能将—终生之情凝于片刻，将竭力获得之甘聚于一点——但这对普通人来说是可能的吗——能够尝到这种猛烈体验的人，古往今来唯有威廉一人。     漱石写这些小说时，显然已经并不年轻；但是似乎可以认为青春时期没有能够充分表达出来的感情，到了这时又在作品中出现了。令人感到兴味的是，此后随着年龄的增长和阅历的加深，他对这个问题的认识也在不断发生变化。在一九零六年的《旅宿》里，这种对美和爱的瞬间理解，不再被当作比生命本身更宝贵的东西，而是成为从生活的苦恼中解脱出来的手段。到了一九零七年所写的《虞美人草》，他已经对这种转瞬即逝的美和爱感到失望，并且公然宣判它的死刑了。自此以后，这类美和爱的形象便在漱石作品中迅速衰退下去了。     一九零六年三月，漱石的另一部名著——中篇小说《哥儿》在《子规》上发表。     如果说《我是猫》是对明治时期社会问题的全面揭露，那么《哥儿》则是一部专门揭露学校教育问题的作品。一八八九年日本政府颁布了《教育敕语》，规定以对天皇的忠和对父母的孝为道德的基础，要求一旦发生战争要为天皇献出生命，宣誓忠于以天皇为绝对领导的国家。自此以后，国家对教育的统治日益强化，学校逐渐成为天皇政权制造驯服工具的有力机器。《哥儿》写于《教育敕语》颁布以后不久。它写的虽是一所学校的问题，但同样性质的问题却在全国教育界普遍存在。 小说写一个刚从东京物理学校毕业的青年——哥儿，来到四国地方一个初级中学担任数学教师前后一年之间所发生的故事。其中描绘了这个学校的种种黑暗现象，揭露了学校当权者及其追随者的丑恶嘴脸。     校长“狐狸”是个伪善者，他以模范教育家自居，满脸装出“倘若教育活了起来穿上了礼服，应该就是我”的样子。哥儿一到任，他就提出什么要做学生的模范啦，非为全校的师表不可啦，学问以外若不以身作则、以德化人，就不能成为教育者啦等一些无理的要求，致使憨直的哥儿决心立刻辞职。这时他又笑着说道：“刚才说的不过是希望罢了，我很了解，你做不到这程度，放心好了。”在他的“领导”下，教师之间表面上客客气气，彬彬有礼，新教师到校要举行一番非常可笑的见面仪式：在全体教师面前一一出示委任状，一一行礼；对方也站起来躬一躬身，有的还接过委任状看一看，再恭恭敬敬地奉还，“全象扮演敬神的社戏”。但是，实际上，他们之间却是勾心斗角，矛盾重重。教务长“红衬衫”在校长的纵容和美术教师“小丑”的支持下，张牙舞爪为所欲为。他满嘴的仁义道德，在会上大讲什么“中学教师是社会的上流阶级，所以不可单求物质上的快乐。因为耽溺在这一方面，品性上就要立刻受到坏的影响”；可在暗中干的却是见不得人的勾当，又是不择手段地排挤老实巴交的英语教师“老秧君”，强行霸占他的未婚妻，并和艺妓一同开栈 房，又是千方百计地打击为“老秧君”鸣不平的数学教师“野猪”，离间“野猪”和哥儿的关系，先引诱他们陷入学生打架行列，再利用报纸诬蔑造谣，逼迫两人辞职。     哥儿来到这样一所学校，对这里的一切感到格格不入。原来哥儿从小就是一个性格直率甚至有些鲁莽的人。上小学的时候，他从新建的二楼上面探出头来望望，有个同学打趣喊道：“你横什么，敢从上面跳下来吗，胆小鬼!”他就跳了下来，挫伤了腰，病了一星期。一个亲戚送给他一把西洋小刀，刀锋雪亮，有个人说，“亮是亮，可惜切不了什么东西。”他说，“切不了!什么都切给你看。”那人说：“那就把你的手指头切来看看!”他照准右手大拇指的指甲斜着剁了下去，留下一块至死不消的伤疤。他的生活信条是：“为人要是不象竹竿那样挺得笔直是靠不住的”。他富有正义感，同情象“老秧君”那样被侮辱与被损害的人物，憎恶“红衬衫”和“小丑”之类暗中搞阴谋诡计的家伙。不过，他太单纯了，太缺乏经验了，所以往往在别人所设的圈套面前分不清是非曲直，辨不明谁是好人谁是坏人，常常上当受骗。例如，“红衬衫”和“野猪”是两个势不两立的人物：“红衬衫”明明干尽坏事，可是善于花言巧语；“野猪”尽管一片赤诚，可是不肯主动出来为自己作辩解。在这种情况下，哥儿就不知道谁是谁非了，正如他自己所说，“象我这样单纯的人倘不替我明白指出谁是谁非，谁黑谁白，我就不知道去帮哪一个的好。”不仅如此，他的斗争方式也是简单的，不能真正解决问题的。他承认“红衬衫”又有势力，又有计谋，自己不能以智取胜，只能动用武力。小说最后，他和“野猪”两人“替天行道”，抓住“红衬衫”和“小丑”嫖妓的机会，狠狠揍了两个坏蛋一顿，并且在气势上压倒了对方，使对方连报告警察的勇气也没有。然而，他们的胜利只是暂时的。因为“红衬衫”和“小丑”虽然挨了打，可是仍然盘踞着这块地盘，哥儿和“野猪”虽然出了一口闷气，可是终究不得不退出这块阵地。“野猪”先已被迫提出辞呈，哥儿也只好事后“主动”辞职了。     《哥儿》在揭露学校的黑暗现象方面是有力的，在奋力同黑暗现状对抗方面也给人以痛快淋漓之感(虽然这种抗争仍有不足之处)。同时，它在思想方面也有一些明显的缺陷。譬如，作者把哥儿的正直和鲁莽说成是父母的遗传，是地方的特性。小说开头一句就是“由于爹娘传下来的鲁莽”。“江户儿”的豪爽也在作品中几次出现。又如，把这所学校的问题归结为地方的落后性，认为东京是理想的所在。小说结尾处写道：“这晚上，我同野猪就离开了这片不干净的地方，船离岸愈远，心情愈加好起来。从神户坐直达火车到东京，到了新桥车站时，觉得好象重新回到人间来了一样。”这些不能不说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作品的批判力量。不过，作者对于后面一点并非没有认识，这可以从他的一封信得到证明。信里写道；“我想如野猪者，不仅初中、高中，大学也没有。但如小丑者，则累累皆是。我也在初中目睹两，三个此种类型人物。毕竟是高中，没有那样太甚的家伙(不过同类甚多)。要而言之，因为在高中没有必要对校长之类无原则地奉承。没有象野猪和哥儿那样的人，并非不存在那种人，而是有也要被免职。尊意以为如何?比起被认为适合做教育者的狐狸和红衬衫来，我更爱不适合做教育者的野猪和哥儿。”     从人物性格描写来说，大约为了使得轮廓分明的缘故，“红衬衫”、“狐狸”、“野猪”都不出类型的范围，可以说是单一的性格。哥儿的性格也是单一化的，甚至是在单一之上加以夸张，不免使人产生离开现实之感。这也许证明漱石当时把握现实能力不足。但是，从漱石的创作意图来说，他正是要把较为罕见的人物性格置于现实生活之中，使他任意活动，从而达到批判现实的目的。哥儿太单纯，太缺乏经验，在复杂的现实社会中几乎不能生存，而作者却认为哥儿正是现实社会的必要存在。     《哥儿》与《我是猫》的不同之处在于：《我是猫》以玩笑的口气谈论认真的事情，《哥儿》却自始至终是认真的，以致因过于认真而显得滑稽，《我是猫》主要是讥讽黑暗现实，《哥儿》则挺身而出与之抗争了。在《哥儿》里，漱石正面地、充分地倾吐了自己的感受，以往在《我是猫》里没能吐露的感情在这里痛快地倾吐出来了。从这个意义上说《哥儿》的思想比《我是猫》前进了一步。     一九零六年，漱石还有一部中篇小说问世，即发表在《新小说》九月号上的《旅宿》。     关于《旅宿》的写作意图，漱石这样说过：“我的《旅宿》是和这个社会一般所谓小说的意味完全相反的。只要在读者脑海中留下一种感觉——美的感觉就够了。除此之外没有任何特别的目的。正因为如此，既没有情节，也没有事件的发展。”什么是所谓“美的感觉”呢?说得明白一些，就是因为厌恶现实，于是想要逃避现实，并在现实之外寻找艺术世界和美的世界。小说开头有如下一段文字，把这个意思表达得很清楚：     一面登山，一面这样想：     依理而行，则棱角突兀；任情而动，则放浪不羁，意气从事，则到处碰壁。总之，人的世界是难处的。     越来越难处，就希望迁居到容易处的地方去。到了相信任何地方都难处的时候，就发生诗，就产生画。     无法迁出的世界如果难处，那么必须使难处的地方或多或少地变成宽裕，使得白驹过隙的生命在白驹过隙的期间好好地度送。于是乎产生诗人的天职，于是乎赋与画家的使命。所有艺术之士，皆能静观万物，使人心丰富，因此可贵。     漱石认为艺术要超脱现实，超脱人情，才是美的；生活也要超脱现实，超脱人情，才是美的。然而，普通的艺术超脱不了现实，不免含有人情，有时苦痛，有时愤怒，有时叫嚣，有时哭泣，而这些苦痛、愤怒、叫嚣、哭泣又是附着于人世间，与生活交织在一起的。因此，人们“必须站在有看到的余裕的第三者的地位上”，把自己的利害置之高阁，才能做到看戏剧也有趣味，读小说也有趣味，生活下去也有趣味。这就是漱石所谓的“非人情”的世界，也就是他在这部小说里所企图创造的美的世界。     正如漱石自己所说，这部作品既没有情节，也没有事件的发展。因此严格说来，它不能说是一部小说，只能算是抒情式的散文或者旅行杂记一类的东西。作家写作这部作品，主要是通过它来阐述自己的艺术主张，抒发自己的艺术情怀。     《旅宿》的故事非常简单：一个画家从东京来到山里，临时住在一所旧宅子里，结识了这家美貌而性情特异的那美小姐。画家是个追求唯美境界的艺术家。那美小姐却有一段坎坷的经历——她生活中有两个男人作怪，一个是她到京都上学的时候碰到的，另一个是当地城里的首富。她自己一心耍嫁给京都那一个，可是父母却硬把她许给了城里的首富。这位首富是因为她长得标致才来攀亲的，所以很看重她；可是那美是被迫成亲的，因此他们总是合不来。后来男的做事的银行倒闭了，她便离开丈夫，回到了娘家。村里人都说她心狠，无情无义，议论纷纷。其实，她的心里也是痛苦的、矛盾的。不然的话，当她的丈夫最后与她分手远走他乡时，她就不会现出“可怜”的表情了。那美小姐是个充满“人情”的现实人物，然而，在漱石的笔下，在画家的眼里，却变成一个“非人情”的美的化身了。她或在花下长吟，或化为幻影出入，或穿上长衫起舞，或变为裸体现于浴室，无不是美，无不令画家惊叹。     由此不难看出，漱石所极力追求的“非人情”的美的境界，其实是违背客观真实的，是虚假的。这一点连漱石本人也不得不承认，小说本身也不时露出破绽。例如，当卖茶的老太婆把那美小姐的遭遇告诉给画家的时候，画家心里想道：“再听下去，就要破坏难得的兴致了。仿佛是正在成仙的时候有人来催索羽衣。冒着崎岖之险，好容易来到这里；若胡乱地被拖回俗界，就失去我飘然离家的初意了。闲谈家常如果超过了某种程度，尘世的臭气就要钻进毛孔，身体就污垢而不轻快了。”又如，当画家在志保田家赏玩古董，听到同席青年即将参军打仗的时候，便发出以下的感慨：“在这梦一般的、诗一般的春天的山村中，若以为只有啼鸟、落花和涌出的温泉那就错了。现实世界会超山越海闯进这平家后裔所住的古老的孤村里来。染遍朔北旷野的血潮，其中的几万分之一，也许有一天会从这青年的动脉里迸出。也许从这青年腰间的长剑的尖端上，会进出烟气来。” 漱石曾在当时写给朋友的信里说，九月将要发表一篇代表自己“艺术观和人生观一个局部”的小说。这里所提到的小说就是《旅宿》。《旅宿》的确表现了漱石的艺术观和人生观，不过只是一部分，而不是全部。这就不难理解，为什么漱石在写出《我是猫》那样冷嘲热讽的作品之后，又在同一年中写出了与现实坚决抗争的《哥儿》和逃避现实矛盾的《旅宿》这两种截然不同的小说了；同时也就不难理解，为什么他写出《旅宿》不久，又着手写作密切结合现实生活的小说《二百十日》和《疾风》了。     如果说《旅宿》是闲适文学的话，那么同年九月间写的中篇《二百十日》和十二月间写的中篇《疾风》则是漱石决心与社会黑暗势力进行战斗的作品。《旅宿》发表不久，漱石就在一封信里说过：“华美的文章只能归结为过去学者所讥笑的那种闲适文学。爱好俳句即逍遥于这种闲适文学之中而自得其乐。然而沉浸在如此小天地中，毕竟不能撼动大世界。……我一面出入于俳谐文学之境，一面试图以维新志士出生入死一般的勇猛精神搞搞文学。”他认识到《旅宿》是不能撼动世界的，于是便要抱着出生入死在所不辞的精神批评社会，撼动社会，《二百十日》和《疾风》就是在这种思想支配下应运而生的。     《疾风》的主人公白井道也的形象体现了漱石金刚怒目的一面。白井道也大学毕业以后，到农村中学教了八年书，处处与权势者发生冲突，终于愤然离开农村，离开教育岗位，回到东京，拿起笔杆，决心与恶势力进行更有效的战斗。 漱石笔下的道也是不怕孤立的。他说过，自古以来要想做些什么事情的人，大概都是孤独者，很有可能要和亲友闹翻，甚至被妻子欺负，受女仆嘲笑。没有这种思想准备，就不能成为真正的文学家。     漱石笔下的道也又是一个不为个人名利，一心为他人为社会奋斗的人。他的天职是以自己的力量使应当前进的社会前进。他的使命是朝着高尚、伟大、公正的目标运动，此外一概不知。他认为生活是为他人的，所以，没有人来帮助，自己也不会产生怨恨；粗茶淡饭，负债累累也不以为苦，著作不能出版，名声不能流传，也不以为难。     道也认为人是“道”的动物，人必须顺从自己的“道”。那么，什么是道也的“道”呢?其中一个重要内容是公正的人格，而公正人格是与金钱势力不一致的。他认为，天下失去一个公正人格即失去一点光明，一个公正人格是一百个贵族、绅商和博士也难以补偿的瑰宝。     白井道也是个理想化的艺术形象。漱石在他的身上寄托了自己不与现实妥协、力图改造社会的高尚理想，固然是难能可贵的；然而不可否认的是，他的认识停留在观念上，缺乏牢固的生活基础，所以不免给人以空虚之感。这说明漱石的理想虽然堪称高远，可是没有在现实生活中找到实现这种思想的力量，于是只好借助虚构了。不难设想，道也这样的理想人物很难在当时的社会上生存下去，其结果，不是妥协投降，便是闹得家破人亡。不论哪种情况，都不会对社会产生重大影响。 这个时期还有一件事情需要提到，就是漱石这一门派的形成。     漱石回国以后，尤其是在东京大学讲授文艺理论并发表《我是猫》等小说以后，名声大振，不少有志于文学创作的青年开始日益频繁地出入于他的门下，漱石门派迅速形成。最初来访的主要是他过去在熊本第五高中教过的学生和目前在东京大学受教的学生，后来范围逐渐扩大，其中如森田草平、小宫丰隆、铃木三重吉，寺田寅彦等人以后都在文学方面取得一定成就。     漱石特别欢迎那些既不是为了他的名声，也不是为了他的地位，而仅仅是爱慕他这个“人”而来的青年。漱石和这些青年的关系并不是单方面的教与学的关系，而是教学相长、互相促进的关系。正如小宫丰隆所说的那样，漱石善于启示别人，同时也善于从别人身上得到启示。他的头脑是敏捷的，能够迅速发现对方的长处；他的头脑又是有创造性的，能够使对方的创造机能活泼运转，并且刺激自己的创造力。比如，他发愤作俳句、画水彩画，尤其是写小说，都与聚集在他身边那群热心文艺事业的青年所造成的浓厚创造空气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     漱石喜欢和青年交往，可是交往一多，创作和教学工作就没有办法进行。他在一封信里这样写道：“我日日接待来客，无暇进行任何工作。然来客三分之二乃对我怀有兴趣者，故我这方面也一见面话即长，愚见以为归根结底无非自己制造来客自己为难。”为了解决这个矛盾，大家商定从一九零六年十月中旬起，改为每星期四下午三点以后为共同会面时间。从此以后，除特殊情况外，每逢这个时间，人们便从四面八方来到漱石家里，济济一堂，促膝谈心，畅所欲言，热闹异常。这便是所谓“星期四会”。

 

上一页  [1] [2] [3] [4] [5] [6] [7] [8] [9] [10]  ... 下一页  >>  尾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