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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目漱石和他的小说

作者:未知  来源:樱花下   更新:2004-8-29 6:18:00  点击:  切换到繁體中文

 

 

前三部曲

    日俄战争结束以后,日本的统治阶级更加肆无忌惮地推行起扩军备战的政策来了。他们一面以俄国、美国和中国为假想敌国,大量增加陆军师团和海军舰艇,并用所谓“日韩条约”的形式吞并朝鲜,一面加紧镇压国内的工农斗争和革命运动。一九一零年五月,日本政府借口有人制造炸弹暗杀天皇,在全国检举数百人,将其中二十六人以“大逆罪”名义起诉,并于第二年一月悍然判处厂幸德秋水等十二人死刑。这就是震惊全国的“大逆事件”。正如木下尚江所描写的那样,当时日本各地“草枯,风死,荒野满目凄凉”,严冬时节到来了。
    这种日益严重的政治局势不可能不对漱石的思想产生影响,不可能不在漱石的创作中留下烙印。他开始把他的笔锋更集中地转向中下层知识分子,描绘他们的境遇,表现他们的苦恼,抒发他们的愤懑,剖析他们的精神世界。从一九零八年下半年到一九一零年上半年,他把自己的主要精力放在写作以青年和中年知识分子恋爱问题为中心的三部长篇小说——《三四郎》、《从此以后》和《门》上。这三部小说合称为三部曲。
    漱石在《三四郎》连载预告中写道:“三四郎从农村高中毕业进入东京大学,呼吸到新的空气,接触到同辈、先辈以及年轻女性而产生了种种变化。我的工作仅仅是把这些人物置于这种空气之中。我打算此后让他们随意游泳,自然而然地产生波澜。”
    小说成功地描绘了三四郎以及广田先生、野野宫、与次郎、美祢子等一系列栩栩如生的艺术形象,生动地再现了明治末年东京知识界的面貌。当时日本社会(东京是它的集中表现)正处在大变动过程中,西洋事物和西洋学说蜂拥而入,东与西交错,新与旧并存,旧的正在遭到破坏,新的正在加紧建设。这个变动是深刻的,因为它不仅限于外在的物质世界,而且渗透到内在的精神世界。在社会上和知识界,崇拜西洋的思想,不满现状的思想,民族自立的思想,自轻自贱的思想,什么都有,不一而足。这个变动又是剧烈的,因为明治四十年间经历了西方三百年间变革的历史过程。
主人公三四郎的经历在当时的青年知识分子中有代表性。他原来是福冈县京都郡真崎村人,在熊本高中毕业以后,来到东京帝国大学文科学习。对于这个二十三岁的青年来说,这半年之间的变动是巨大的,影响是深远的。
    从高中进入大学,从乡下来到东京,确实是个很大的变化。他结识了许多新的人物,看到了许多新的事物,听到了许多新的情况,读到了许多新的书籍,考虑了许多新的问题。这些都是以前见所未见、闻所未闻,甚至连想也未曾想过的。
    他发现在自己面前摆着三个世界:第一个是故乡的世界,平平稳稳,没有刺激。这是他以前过惯的生活,现在要想回去立即可以回去,但他似乎没有这种意思,只是由于母亲身在那里,因而有些恋恋不舍。第二个是学者的世界,以刻苦的钻研和俭朴的生活为特色,广田先生和野野宫可以说是代表人物。三四郎处在略解其中味道,可进可退的地步,进去略有难色,退出又有留恋。第三个是享乐的世界,华灯,美酒,中心则是年轻美貌的女性。三四郎觉得这里最有吸引力,似乎就在自己身边,但要登堂入室又不十分容易。三四郎得出的结论是,将这三个世界融为一体,即从家乡把母亲接到东京,娶个时髦漂亮的妻子,并巳掌握一种专门学问。其实,这就等于基本上抛掉以前生活惯了的旧世界,投身到未曾体验过的新世界中去。
    三四郎本着这个目标去奋斗。在掌握学问方面,他起初对学习十分着迷,崇拜教授,热心听讲,发愤读书;但是过了一段时间就没有这么大的劲头了,渐渐觉得教授不过如此,上课没有意思,看书兴趣不大。不过,他并未完全放弃这条道路,仍然沿着它走下去,只是没有达到野野宫那样入迷的地步。在结交美女方面,他以美祢子为理想对象,一面不由自主地迷恋她的美貌,钟情于她,追求着她;一面又没有当她丈夫的明确意识,总是觉得自己敌不过她,经常被她捉弄,受她摆布,因而怯懦不前,优柔寡断。然而美祢子是个在东京长大的、受新思想熏陶的自由女性。她机敏、高傲,性情漂浮不定,难以捉摸,对三四郎时亲时疏,时近时远,后来,终于不解何故,另有择配了。就与美祢子的关系而言,三四郎的努力以失败而告终。不过,三四郎追求新生活的决心是很大的,他不会因此放弃第三世界,这从小说写他自家乡重返东京可以得到证明。不仅如此,由于有了这段生活经历,他将逐渐去掉原有的某种不安之感,日益深入地走进第二和第三世界中去。
    三四郎和美祢子的恋爱构成小说情节的核心。这个恋爱是朦朦胧胧的,似是而非的。说它是恋爱也是恋爱,说它不是恋爱也不是恋爱。三四郎过分单纯、朴实,美祢子则过分聪明、骄傲。三四郎在和美称子接触时,仿佛既满足又不满足,既安心东大院内的三四郎池又担心,既高兴又痛苦,心情复杂微妙,几乎难以形容。同样,美祢子对三四郎的态度也是复杂微妙的。她显然并不尊敬三四郎,不认为三四郎有资格作她的丈夫。不过,她仍然感到自己被三四郎的某些东西所牵引,虽然不知道是什么东西,但被牵引却是无可怀疑的。三四郎有意识地培植对美称子的爱,美祢子可从来没有这样做过。因此,三四郎头脑中的美祢子形象比实体要大,而美祢子头脑中的三四郎形象却比实体要小;三四郎对美祢子的感受比实际获得的印象要深,而美祢子对三四郎的感受却比实际获得的印象要浅。美祢子在反省时不爱三四郎,但在不反省时则爱三四郎,于是便对三四郎时而倾心,时而嘲弄,时而依靠,时而
          东大院内的三四郎池                  推开,令人摸不着头脑,三四郎则觉得美祢子的性格是不易捉摸的,可以说是“无性格的性格”。许多读者也有这种印象。对于这点,漱石说过,她的巧言令色,仿佛可以说并非努力而为,而几乎是无意识地、任凭天性地俘虏男人,当然也就没有所谓善恶之类的道德观念。所以,他称她为“无意识的伪善家”。
    《三四郎》不仅表现了明治末期知识分子的生活,而且也不乏批判社会现实的内容。当时社会上不少人正为日本在日俄战争中的胜利所陶醉,可是小说中的广田先生却持有不同看法。他认为日本不行,“即使日俄战争打赢了而上升为一流强国,也是无济于事的”。日本的许多东西都落后于时代,包括物质和精神两个方面。他甚至提出日本将会亡国的警告。从某种意义上说,广田先生的话表达了漱石对于日本社会的落后现象和盲目欧化的不满情绪。
    《三四郎》中有不少材料是从作者身边取来的。如寺田寅彦讲过的光线压力实验装置,在小说里变成野野宫的工作;松根东洋城练习净琉璃的故事,在小说里从画家原口嘴里说了出来;小宫丰隆从故乡寄给漱石的信,在小说里成为三四郎母亲来信的内容,等等。不仅如此,小说里广田先生和周围几个青年的关系,很容易使人联想到漱石和他的弟子的关系。这可能是因为,当时聚集在漱石身边的一些青年同漱石的联系十分密切,对漱石的感情极其深厚,甚至近似对父亲、对异性的爱,漱石本人也深受感动,对这些青年也怀着由衷的爱,于是便禁不住把这种感情写进小说里去了。
    《三四郎》在报上连载完毕大约半年左右,《朝日新闻》又登出漱石新作——《从此以后》的预告,其中写道:“在各种意义上是‘从此以后’。《三四郎》写的是大学生,这部小说是从此以后的故事,所以是‘从此以后’。《三四郎》的主人公是那样单纯,这个主人公是从此以后的人物,在这点上也是‘从此以后’。这个主人公最后陷入奇特的境地,从此以后怎样呢?没有写。在这个意义上又是‘从此以后’。”
    正如漱石所说,《从此以后》和《三四郎》虽然故事不同,人物各异,彼此独立成篇,可是互相之间有着某种内在联系,前者是后者的继续和发展。《三四郎》以刚刚进入大学的三四郎为中心,《从此以后》则以大学毕业以后游荡了三、四年的代助为中心。《三四郎》描写三四郎和美祢子间似恋非恋、似爱非爱的梦一般的淡淡感情,他们一面感到自己内心“如行云流水一般自然本能的发动”,一面又在不知不觉之中分手了。《从此以后》的恋爱却不是这样。代助和三千代的爱情是炽热的,他们一致认为,以前为了朋友而牺牲这种感情是错误的,所以,终于不顾一切地重新结合在一起了。
    《从此以后》写于一九零九年五月至八月间。漱石写这部作品时,似乎态度特别审慎。这一点可以从下面几个事实看出来:第一,在保留下来的写作备忘录上,漱石将全书分为十五个部分,每个部分之下又有a、b、c或1、2、3等记号,详细记下纲目。当然,漱石写每部小说前,总是经过仔细考虑的,不少作品都留下了提纲。不过,在详尽这一点上,恐怕没有哪部作品能与《从此以后》相比。第二,漱石曾把原稿的某些部分重新改写过。其他小说也有写了作废,重新再写的情况,但一般只有几行。可是《从此以后》的报载第一百回,写了一半又从头再写。第三,漱石在六月九日,也就是开始写作以后第十天,好象重新修订过整个写作计划,这也是前所未有的。
    小说写的是代助、平冈和三千代之间的三角恋爱故事。代助和平冈从初中到大学都是同学,两人交往密切,几乎无话不谈,可谓亲如兄弟。三千代是他们两人同学的妹妹。代助和三千代互相爱慕。但是由于平冈的要求,代助从中撮合,使平冈和三千代结成夫妻。平冈婚后带着妻子离开东京,到外地去工作,三年之后,由于丢了职务,不得不重返东京。代助和平冈夫妇的微妙关系,就是在这种情况下产生的。
    代助自从再次见到三千代以后,又重新勾起他对往事的回忆,唤醒他对她的感情,并且无论如何也放置不下。因为他经过几年社会生活,结交不少女人,最后才在朦胧之中发现,只有三千代那里才是自己的安身之处。她的面容、外表、语言、性情甚至疾病等等综合起来,正好适于自己的情调。同时他也发现,平冈和三千代的关系日益恶化。在这种情况下,代助才明白,自己当初离开三千代,让她和平冈结合是错误的;并且惭渐觉出,自己处在进退维谷的境地;或是让自己和三千代的感情自然发展下去,或是使它勉强断绝。前者可能造成悲剧,后者则将牺牲自我。最后,代助决心顺乎感情的自然发展,向三千代吐露了真情。代助懂得,自己这样处理,必须付出很高代价,和父亲、哥哥以及整个社会决裂。因为父兄是冷酷的,社会是黑暗的。事实果然不出所料,当平冈暗中向代助的父兄告发以后,父兄便宣布和他断绝关系。代助的经济来源从此断绝,而他又从来不会自己谋生。他和三千代的关系如何发展下去呢?他们又如何生活下去呢?小说没有写明就结束了。
    代助的思想是有发展、有变化的,大致可以分为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在小说中是以背景的形式描写的,即他的学生时代。当时支配他的思想是从父亲的教育和自己的天真头脑里产生的空虚而美丽的道德。在那个阶段,他的活动以及他和社会的关系都是单纯的,虽然他的活动听凭空想支配,可是也没感到深刻的矛盾。在那种情况下,他出于一片豪恃,牺牲自己的感情,把三千代让给了平冈。第二个阶段,代助离开学校,在社会上生活了几年,耳闻目睹的种种现象,使他深切地感受到自己的空想和社会的现实是矛盾的。照他自己的解释,他之所以终日游荡,无所作为,固然与自身怠惰有关,但是主要还是社会黑暗所致。用他自己的话来说就是,“整个日本不管走到哪里都看不见一寸光明,眼前只是一片黑暗。我一人置身在这样的环境里,能说些什么,做些什么呢?”第三个阶段,代助不再忍耐社会的压力,决心冲破这个强大的压力。摆在他面前的问题是,听从父亲摆布,和佐川小姐结婚呢,还是按照自己意志与三千代结合。这时,他选择了后者。他对自己依从社会道德、压制自然感情的第一阶段感到羞耻,对自己敷衍社会也敷衍自然的第二阶段加以嘲笑。当他向三千代吐露真情,并且把这件事公诸于世的时候,他就背叛了社会,顺从了自然。
    值得注意的是,在《从此以后》这部作品里,继续闪耀着批判现实的光芒,这一点可以同漱石初期创作的《我是猫》、《哥儿》媲美。揭露明治末年的社会黑暗状况,表现知识分子和这个社会环境的矛盾,无疑是《从此以后》的重要思想之一。例如,代助在解释自己为什么“什么都不想干”时,说过下面一段话:

    你问为啥,这不能怪我,要怪社会,广而言之,是日本对西洋的关系决定着我不能有所作为。……整个日本不管走到哪里都看不见一寸光明,眼前只是一片黑暗。我一人置身在这样的环境里,能说些什么,做些什么呢?……假如整个日本社会的精神,道义和肌体大体上还算健全的话,那么我依然是个前途有为的人,我有好多事情要干,那时侯会有许多的新鲜事物刺激我不断克服我的怠惰。但是一切都落空了,我终于变成了现在这个样子。……

这段语重心长的话,表现了当时知识分子对社会现状的看法以及他们的不满和失望情绪。
    一九零九年九月初,漱石写完《从此以后》,动身前往中国东北和朝鲜各地作过一次长途旅行,历经一个半月。这次旅行的情况和印象,写在长篇旅行记《满韩处处》中。
    旅行归来不久漱石便动手写另一部长篇小说《门》。
    和《三四郎》、《从此以后》不同,《门》在总体上显出一种阴暗低沉的调子。这固然与作品题材的性质有关,但主要恐怕还是受漱石本人思想情调的制约。此外,他的健康状况不佳也有一定影响。这从他当时所写的一些信里,可以窥见部分信息。有一封信写道:“在下胃之状况不佳,任意长时间执笔即感疲劳,故大抵每日写报载一回,敷衍而已。”还有一封信写道:“近顷身体状况不佳,倦于写作,拟尽早结束,休养生息。此次或许住进肠胃病医院充分治疗。所谓年过四十,精力衰退。”漱石以前写小说,常常一口气写下去,即使中途有事干扰,停笔一、两天,也总要一天写报载两、三回,不仅不感到疲倦,而且不写完就不放心。到写《门》的时候,由于身体情况欠佳,不得不采取一天只写报载一回的方针了。
    《门》是《三四郎》等三部曲的最后一部。从种种迹象上可以看出,《门》与前两部作品有着某种内在的联系。《三四郎》以刚进大学的三四郎为主人公,《从此以后》以大学毕业后三、四年的代助为主人公,《门》则以离开大学后在社会上生活多年的宗助为主人公。可以认为,《从此以后》里背叛父兄的代助和离开丈夫的三千代,后来变成了《门》中的宗助和阿米。在《从此以后》里被不可遏止的感情所推动,成为社会罪人的男女主人公后来是怎样生活下去的呢?这就是《门》所写的故事。
 1910年摄影(左是漱石,右是长女笔子)   《门》的主要内容是这样的:宗助和阿米是一对和睦亲密的好夫妻,共同生活六年以来,没有闹过半点别扭,就连口角、红脸的事也从来没有发生过。同时,他们又是和一般社会极少联系的两个人,除了从社会取得必要的生活用品以外,几乎不承认社会的存在。对于他俩来说,互相存在是绝对必要的条件,但也就是全部的条件。他俩怀着住在山上的心情住在城市里。在社会看来,他们依然是两个人;但在他们自己看来,他俩却是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他们的整个神经系统,直到神经末梢,都是联系在一起的。在社会上,他俩犹如一个大水盆里聚在一处的两颗油珠,与其说是他俩排开水而聚在一处,不如说是他俩被水排开而聚在一起。
    他们两人是怎样聚在一起的呢?这里有个曲折的故事。宗助本来是东京一个有相当资产人家的奢华子弟,聪明伶俐,喜欢新奇。在和好友安井交往过程中,结识了他名义上的妹妹、实际上的情人阿米——一个稳重大方的女性。他们三人之间的关系是复杂的、微妙的。以后宗助和阿米终于不知不觉地相爱了,结合了。小说用象征性的语言写道:那是一场出生入死的战斗,犹如炙青竹以熬油一般痛苦。大风突然把毫无准备的两个人吹倒了。当他们站起来时,周围只有一片沙砾。他俩认出了遍身沙砾的彼此,但是不知何时被吹倒的。安井则从此不见了。
    社会毫不留情地使他俩背上了罪恶的道德重负。当阳光正面照射着他俩的眉间时,他俩正在承受道德上的痉挛痛苦。他俩老实地把苍白的额头伸出来,让炽热的阳光在上面留下烙印。他俩发现彼此仿佛被一把无形的锁系在一起,无论走到哪里,也必须采取同一步调。于是,他俩抛弃了家族,抛弃了亲戚,抛弃了朋友,大而言之,抛弃了社会,或者不如说,他俩被这一切抛弃了。
    背着过去的重担,他俩到广岛也痛苦,到福冈也痛苦,回到东京也依然受到压抑。正在这时,宗助又听到了安井在外长期流浪后重返东京的消息。这个可怕的消息使宗助受到剧烈的震动,以致顿时面色苍白起来。出于对阿米的爱护心,宗助没有把这个消息告诉她,只好自己一个人担惊受怕,忍受折磨。
为了解除这种难以忍受的精神苦闷,宗助前往镰仓参禅。然而,参禅终归一无所获。最后,他站在寺院之前,请求守门人开门。对方却站在门后不动,让他自己动手开门。他知道开门的方法,却没有付诸行动的力量。他和参禅以前一样,仍被留在门外。他瞻前顾后,既不能走进门去,又没有退回原路的勇气。他既不是走进门去的人,又不是甘心不进门去的人,而是伫立门外等待日落的不幸的人。
    宗助从镰仓回到家里,听说安井已经离开东京回蒙古。这块从头顶上掠过的雨云,勉强没有落到头上。但是,类似的不安今后还要来的,也许还会反复多次。宗助明白这点。
    小说的结局是平静的,又是阴暗的。天气转暖了,宗助没有被解除职务反而加薪了,弟弟小六的生活和工作问题也解决了,宗助一家又得到了暂时的平静。对此,阿米天真地感到由衷的喜悦,宗助却不那么乐观。请看小说的结尾:

    “大好啦,终于盼来春天啦!”阿米透过格子门上的玻璃,仰望着光辉灿烂的太阳,眉心里流露着喜悦之情。
    宗助来到廊缘上,手里拿着一把剪刀在修剪长了很长的指甲。
    “嗯,不过冬天很快就会到来的啊!”他应和着,目光冲着下面,不停地揿动着剪刀。


    宗助最后的话是意味深长的。它的意思是说,平静是暂时的,不久又会面临不平静。
    宗助和阿米的感情是深厚的。凭着这种爱情,他们被排斥在社会之外也能生活下去。但是,这种爱情却不能抵抗从内心深处威胁他们的东西。因此,他们总是被笼罩在阴影下度时光。在这个过程中,宗助和阿米的态度又有所不同。阿米虽不能全部忘却过去的罪,却能安心埋头于现在的爱。她依靠宗助的爱活下去,在宗助的爱中解除烦恼。正因为如此,当占卜者宣布她因为以往的罪过不能生儿育女时,她虽受到沉重打击,却仍然能在宗助的爱抚下活下去。可是,宗助却不能完全依靠阿米的爱情生活。他认为自己同阿米结合,是对不起安井的,是一种不义的、甚至是犯罪的行为。这种意识没有片刻从他心里去掉,他始终抱着无法解救的烦恼。
    从《三四郎》到《从此以后》再到《门》,漱石小说的阴暗色彩越来越浓厚,《三四郎》的整个情调是相当明朗的、健康的,三四郎的“失恋”也仅仅显出一种淡淡的哀愁;《从此以后》的悲剧色调就有所增强,代助的苦恼要比三四郎深重,不过态度还是积极的;《门)的调子则是低沉的,阴暗的,宗助的苦恼是无可挽救的,绝望式曲,唯一可以依靠的夫妻爱情也对它无能为力,无论这种爱情多么深厚。
也许是由于题材的关系,《门》所描绘的生活画面要比《三四郎》和《从此以后》狭小得多,社会状况几乎完全从作品中消失了踪影,全部内容仅仅局限在宗助、阿米夫妻之间。不过从另一个角度来说,《门》也有它的特长,即漱石以前作品没有出现过的深入、细致的心理描写。这是不是也可以说,是作品的题材导出了作者的才能呢?
    总而言之,《门》在上述几个不同方面显示了漱石创作的新动向,这种动向在后来的《过了春分时节》及其以后的作品中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从这个意义上说,《门》是漱石创作的一个转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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