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三部曲

漱石的胃一直不好，早在一八九九年所写的俳句里，就有秋暑为胃病所苦的内容。以后由于年岁渐长，写作劳苦，胃部不适的情况逐年有所增多。到一九一零年写《门》时，胃病已经相当严重，只得忍痛写完小说。六月六日到长与肠胃病医院就诊；九日验便，有血反应，疑为胃溃疡；十三日化验发现明显血反应，并有纤维状物；十六日确诊为胃溃疡，决定住院治疗。从六月十八日入院到七月三十一日出院，前后达一个半月之久。漱石住院期间，病情比较稳定，本人似乎也不太痛苦，据他自己说，心情和在旅馆差不多。     出院以后，漱石听从医生易地疗养的劝告，决定前往修善寺温泉疗养。八月六日，他离开东京到达修善寺。第二天，胃部情况开始恶化，“既不是膨满，也不是疼痛，又不是嘈杂，而是兼而有之”，终日卧床，只吃了一杯冰激凌。八日，三次入浴三度发生胃痉挛，夜晚痛苦不堪。九日，暴雨倾盆，一面卧病，一面担心通往东京的伊豆铁路是否通车。十日、十一日、十二日三天，病情严重恶化，“徘徊于生死之间，如梦一般度日。吐出一升左右胆汁和酸液，勉强安定下来。只靠冰和牛奶活命”。十五日、十六日，痛苦到连一个字也不能写的地步。十七日，“吐血，状如熊胆，医生见之现出愁容”。十八日，身边的人打电报向东京方面告急，朝日新闻社派来代表，长与医院派来医生，镜子也随后赶到。十九日，再次吐血，医生命令绝对安静，用冰冷却胃部，服用硝酸银。二十日，勉强吞下五勺牛奶、五勺汤，仍然感到难过。二十一日和二十二日，病情稍微稳定一些。可是，到了二十三日，“打嗝有血腥味，看来还要吐血，大便呈显著血色”，日记也就从此中断。二十四日，从早晨起面色不佳，下午长与医院院长赶到进行诊察。晚上八点半钟左右突然吐血达五百克，脑部贫血，三十分钟全然不省人事。注射大量樟脑液和食盐水后，好容易才保住性命，但是能不能维持到第二天，仍然不得而知。漱石事后写过一首汉诗，描述当时的心境和感受：             缥缈玄黄外，死生交谢时。             寄托冥然去，我心何所之。             归来觅命根，杳□竟难知。             孤愁空绕梦，宛动萧瑟悲。             江山秋已老，粥药鬓将衰。             廓寥天尚在，高树独余枝。             晚怀如此澹，风露入诗迟。     医生告诉镜子，如果再次吐血，病人就没有希望了。因此，镜子等人决定向各个方面发出病状危笃的电报。从次日开始，漱石的亲戚、朋友、学生以及其他有关人士，怀着临终告别的心情，从四面八方赶到修善寺来。幸而二十六日稍有好转，二十七日也没有出现异常。病人一声不响地躺在床上，一点一点地恢复生命。到了二十九日，医生宣布，这样恢复下去，可以不必担心。于是，前来慰问的人们便陆续踏上归途。     从九月八日起，漱石又重新拿起笔来写中断半个月左右的日记了。自此以后，逐渐去掉冰袋，恢复饮食，甚至看起书来。十月十一日，他终于告别了卧床两月有余的修善寺，回到东京再次住进长与肠胃病医院。他在这个医院又住了好几个月，直到第二年二月二十六日才回家。     漱石从修善寺到长与医院不久，开始断断续续地写随感录《联想种种》，回忆在修善寺大病前后的情景以及由此产生的种种联想。这是为了对关心自己疾病的亲友表示感谢也是为了纪念自己病中初次体验到的“天赉”。同时，因为朝日新闻社千方百计救护自己，表示“无论需要什么医生，什么器械都要送去”，自己如果不写点什么就觉得对不起。因此种种，漱石便不顾病后体弱，动手写了起来。     漱石这次患病，在他的生活上和艺术上都产生了很大的变化。《联想种种》就是在这个转变关头写成的，它为我们提供了研究这个转机的第一手材料。     首先，这次患病使他体验到一种所谓绝对平静的境界。     名声超过屠格涅夫，正在重新获得有关方面尊敬的艺术家陀思妥耶夫斯基，正如人们所知道的那样，从小时起就有发作癫痫的毛病。我们日本入一听说癫痫，只不过联想到口吐白沫，但西洋人过去认为那是神圣的疾病。在犯这种神圣疾病的时候，或者稍前一些时候，据说陀思妥耶夫斯基会被一种微妙的快感所支配，那种快感是普通人听大音乐演奏时才能达到的。那是自身和外界圆满融合的境界，恰如从天体之顶向无限空间滑落下来一般的感觉。     不幸我没有患过“神圣的疾病”，在此之前这种趣味连瞬间也未曾体验过。只是在大吐血后约五、六天光景，偶尔陷入一种异常的精神状态，其后，似乎每天反复出现同样的状态，终于在未出现之前仿佛就能够预感到了。于是，我暗中试图想象与自己关系遥远的陀思妥耶夫斯基享受过的那种不可解的欢乐。因为这样想象时，我的精神便超越过寻常状态。……     我那时特别讨厌和别人连续谈话，似乎觉得声音震动耳鼓，气浪传入心中，是要故意破坏平静的气氛。想起“闭口贵如金”的古语，就仰卧不动。好在看得见寝室房檐同对面三楼楼顶之间的蔚蓝天空，正是秋高气爽的时节。默默注视天空是我每天的工作，无事、无物的大空把它安静的影像全部映入我的心中。于是，我的心也无事了，无物了，两个透明体完全重合了。留给自己的，是可以用缥缈来形容的气氛。     在这期间，安静的心的一角，不知何时模糊起来，映在其中的意识的色彩淡薄了。于是，薄纱似的烟霭轻轻地向四处普遍扩展开去，整体的意识则逐渐变得稀薄起来。它既不是象普通的梦一般浓厚的东西，又不是象平常自我感到的那样混杂的东西，也不是横在其间沟沉重的影子。……我从早晨起屡次进入这种状态，中午以后也常常荡漾不定。清醒过来时，总是紧紧抱住这种快乐的记忆，作为幸福的纪念。 陀思妥耶夫斯基得以享受的境界，是他的生理疾病即将出现的信号，我那将生命冲淡一半的兴致，似乎只是贫血的结果。             仰卧人如哑，默然见太空。             太空云不动，终日杳相同。     这时的体验对他的人生现有很大影响。这种绝对平静的境界，仿佛使他朦胧地感受到个人与世界之间某些不可解释的秘密。他晚年倡导“则天去私”①，也不是与这种心境完全无缘的。     ① “则天去私”是漱石晚年提出的口号。照字面解释，即遵照天理，去掉私心。从哲学上说是绝对，从宗教上说是神，从观念上说是神圣。天与私的对立，即绝对与相对，神与罪，神圣与丑恶的对立。‘则天去私”就是相信神的绝对的神圣的存在，并依靠它的力量净化人们内心利己的相对的丑恶的存在。     其次，这次患病使他对人和人的关系的看法产生了变化。     ……仅仅站在自活自营的立场看问题，周围的世界全是敌人。自然是公平、冷酷的敌人。社会是不公、有情的敌人。如果将彼对己的观点引申到极端的话，朋友也在某种意义上是敌人，妻子也在某种意义上是敌人，甚至自己也一日数次成为自己的敌人。一面继续着那即使疲惫也不能停止的战斗，一面于茕然孤立之间衰老下去，这除了评为悲惨以外没有别的办法。     …………     以前，不拍手连我的女佣人也不露面。不求人，事情就办不成。怎么着急想法子，也有许多不完备之处。但一生起病来，这一切顿然改观。我躺着，一声不响地躺着。于是，医生来了，社员来了，妻于来了，最后两个护士来了。他们并非被我的意志所驱使，都是自动来的。     “安心疗养吧”的电报，在吐血的第二天从中国东北来了。意想不到的知己和朋友相继来到枕边。有的从鹿儿岛来，有的从山形来，还有的推迟迫在眼前的婚期赶来。我问他们为什么要来，他们都说，从报纸上看到我生病的消息赶来的。我仰卧着，一面望着天花板，一面心想世人都比自己亲切。一直认为难处的社会，忽然吹来了温暖的风。     对于一个年过四十的人，将要被自然所淘汰的人没有什么了不起的过去的人，忙碌的社会竟然付出这么多的时间、精力和关怀，这是我做梦也没想到的。随着我的生命从病中生还，我的心也生还了。我感谢这场病，我感谢为我毫不吝惜地付出这么多的时间、精力和关怀的人们。我愿自己成为善良的人。我在心中发誓：破坏这个幸福愿望的人，乃是我永久的敌人。             马上青年老，镜中白发新。             幸生夭子国，愿作太平民。     以前认为周围的人全是敌人，固然不免趋于极端；现在若是觉得周围的人全是好人，恐怕也会失之片面。抱着后一种态度去写作，就可能会有削弱作品批判性和战斗性的危险，而这种倾向此后果然出现了。 对于漱石来说，一九一一年似乎是个多事之秋。     在他离开长与医院之前，就出现了一个引起街谈巷议的“博士”问题。二月问，文部省决定授予几个人博士学位，其中也有漱石。举行仪式前一天晚上，才绐漱石家里送来通知，让他第二天去报到。当时漱石住在医院，所以次日清晨家里人给文部省打电话，说明本人因病不能参加。漱石听说这事以后，傍晚给文部省写信，表示希望辞退学位。可是，当晚文部省便派人送来了学位证书。漱石马上让人退了回去。然而文部省却声明，这是敕令，不能辞退。漱石认为，文部省办事不合情理，文部大臣无视本人意志令人不快；并且明确表示，“鉴于我国目前学术、文艺两界之形势，本人相信现今之博士制度乃利少弊多之事”。这件事从二月闹到四月，最后还是不了了之。     漱石对博士之类的头衔毫不感到兴趣，而且始终不肯违背自己的意愿，屈从对方的主张，不论对方是谁。他说过：总而言之，文部大臣表示不取消授予，我则表示不取消辞退。社会承认我的辞退呢，还是承认文部大臣的授予呢?这要根据社会的常识以及社会对学位令所加的解释来决定。但是，无论文部省如何，社会如何，我有按照自己的想法肯定自己的自由。     其实，漱石这种尊重个人意志，不肯屈从权势的态度是由来已久，一以贯之的。早在一九零七年就曾经发生过这样一件事：当时的内阁总理大臣设宴招待知名作家，不少人怀着感恩戴德的心情去参加。因为当时作家的社会地位还不太高，明治初年以作家为“下贱职业”的自卑情绪还残留在一部分人的头脑里。但是，有三个人毅然拒绝出席，即坪内逍遥、二叶亭四迷和漱石。此外，在博士问题发生后的第二个月，漱石又以《文艺委员要做什么》为题，就政府设立文艺院并制造官选文艺委员发表意见，指出这种作法是不自然的，它将使文艺仅仅适应行政上的需要，而使作家丧失个人的自由和独立。     从五月开始，漱石着手准备新小说《过了春分时节》的材料。     六月十七日，应长野县教育会邀请，前往长野作了讲演，题目是《教育与文艺》。     八月十一日，应大阪朝日新闻社邀请前往关西各地讲演和旅行，讲题有《业余爱好与职业》、《现代日本的开化》、《内容与形式》、《文艺与道德》等。由于连续讲演，加上旅途疲劳，胃病复发，住进大阪医院，天天以稀粥充饥。     九月十四日，漱石从大阪回东京。第二天痔疮发作，只得到医院动手术，直到第二年春天才算治愈。据说这次住院的体验，有一部分写在后来的小说《明暗》里。     十月末，朝日新闻主编池边氏以心脏不好为理由提出辞职。漱石以为池边是决定自己入社的关键人物，便也提出辞呈。结果漱石辞职虽然没有成功，却下定决心把“朝日文艺栏”停办了。“朝日文艺栏”是两年前由漱石主持创办的专栏，具体业务工作委托给森田草平，小宫丰隆等人处理。为了把它办得生动活泼。丰富多采，漱石打破门户之见，想方设法向文学、音乐、美术、戏剧等各个方面有关人士约稿(不过没有自然主义派作家的稿子，因为当时自然主义派是与漱石对立的)，呈现一派生气勃勃的景象。这次漱石决心停办文艺栏，原因是多方面的。首先，漱石由于患病，长期没有过问这项工作，而实际负责的几个青年的做法又使他感到不快。他觉得文艺栏使这些年青人出了名，同时也毒害了他们。其次，报社编辑部对文艺栏的态度也常常引起漱石不满。他们有些人认为文艺栏登的都是闲文，因而千方百计加以压制。最后，池边辞职，报社内部矛盾暴露，更加促使漱石决定停办文艺栏。当初创办文艺栏时，漱石抱着很大希望，费了不少心血，如今不足两年只好停办，心情当然不会是很舒畅的。     继之而来的打击是十一月二十九日五女雏子突然死去。漱石在日记里写道：“活着时也没有觉得雏子比别的孩子更宝贵，一死就感到她最可爱，而剩下的孩子仿佛都无关紧要似的。在外面走路看见孩子就会引起疑问：这个孩子活蹦乱跳地玩，我的孩子为什么不能活下去呢?昨天偶然发现了放在屋里的炭笼。这个炭笼是我从外国回来时买的漂亮玩艺儿，当时心想为了安家立户，至少得有个炭笼吧。那还是雏子出生前五、六年的事。这个炭笼仍然完完整整地存在着。无论坏了多少都能马上替换、补偿的炭笼依然如故，毫无损伤，然而无可替代的雏子却死去了。她为什么不能和这个炭笼交换呢?”     雏子之死使漱石十分痛心。为了纪念这个孩子，他把这段经历和体验写进《过了春分时节》里，题名是“下雨天”，笔调优美充满哀愁。他在给朋友的信里写道；“关于‘下雨天’，有我个人感怀甚深之事。自三月二日(雏子生日)起笔，同月七日(雏子死后百日)脱稿，为亡女做了好供养，令我十分喜悦。” 从一九一二年元旦起，《朝日新闻》开始连载长篇小说《过了春分时节》。     在开始发表小说之前，漱石先写了一篇序言，阐述自己的写作态度。他明确表示，自己既不是自然派作家，也不是象征派作家，更不是近来时常听说的新浪漫派作家。自己没有使作品染上固定色彩的自信，也不需要具有这种自信，仅仅具有自己是自己的信念。自己不喜欢吹嘘自己的作品如何如何新，也不希望借文坛滥用的空洞流行语作为商标只是要写象自己的东西。     《过了春分时节》这个书名本身据说没有什么特别含义，只不过因为预定从新年写到过了春分时节为止。     小说由六个部分(另外还有一个“尾声”)组成，共核心是“须永的故事”。     主人公须永市藏是个中产阶级家庭出身的青年知识分子，父亲早死，只留下他和母亲一起过活。他还记得父亲临死之前对他说的话：“市藏，我死以后，你就得靠妈妈照顾了，明白吗?你象现在这么淘气，妈妈也照顾不了啊，再不稍微老实一点儿就……”父亲刚死之后，母亲又对他说：“爸爸死后，妈妈也象从前那么爱你，放心好了!”不知道为什么，父母的话随着时间的推移反而越来越鲜明起来，并且常常使他感到某种莫名其妙的怀疑。     须永有个姨表妹名叫千代子。千代子刚出世时，须永的母亲就向她父母提出要求，让她将来嫁给须永。据说千代子的父母那时答应了。须永和千代子一起长大，也许由于过分亲近的缘故，二人之间并没感到异性相爱的吸引。到须永上大学二年级时，母亲把当初千代子父母许婚的事告诉了他。须永感到为难，要求把这件事推到毕业后再考虑。因为须永发现千代子的父亲如今并不赞成这件婚事；更主要的是，须永觉得自己和千代子性情不和，正如他叔父松本所说，他俩是一对为离而合，为合而离的可怜儿如果结为夫妇必然不幸，如果不成夫妇又不满足。正在这时，另一个男青年高木的出现引起了须永的嫉妒，虽然须永并不爱千代子，也没打算和她结婚。须永这种表现惹起千代子的愤怒，终于酿成二人之间的剧烈冲突。这事发生在须永从大学三年级到四年级之间的暑假。     须永大学毕业前，又遇到一个新的打击——他弄清了自己不是现在的母亲所生，而是父亲的侍女所生。这个可怕的事实为他解除了过去对父母的疑团，同时也使他感到了前所未有的孤独和寂寞，用他自己的话来说就是“觉得似乎自己只有一个人生活在世界上”。 失去了千代子，接着又失去了母亲，须永觉得自己无法再在原来的环境之下生活下去，只好单身出门旅行。他认为旅行可以使自己身心产生变化，感到自由舒畅，那种不假思索的观察可以成为医治心灵创伤的良药。     《过了春分时节》是漱石大病后所写的第一部作品，把它和以前的作品加以比较，就会发现明显的变化。这种变化是多方面的，但主要之点可以归纳为互相联系的两个方面：减弱了对社会黑暗现实的批判，加深了对人物心理活动的剖析。     尽管漱石的前三部曲和《过了春分时节》都是写爱情的，可是前者有意表现社会环境与个人幸福的矛盾，揭露社会的黑暗现象，批判社会的黑暗势力，后者则着重探索人物的内心世界，揭露人物的心理矛盾，批判人物的自私性格。     如果说漱石以前的小说对人物的内心世界写得比较抽象、比较概括的话，那么，《过了春分时节》则是具体地、细致地剖析了主人公的心理活动。关于须永嫉妒心理的描写，可以说是一个突出的例证。尽管须永自己并不真爱千代子，可是却暗中希望千代子真爱自己。因此，当他发现千代子仿佛普天之下只爱自己一个人时，他就自鸣得意；而当他发现高木这个竞争对手打破他的幻想时，他便感到不快，并且不由自主地被自己所不爱的女人吸引住了。他在无意之中已经把千代子据为己有。所以在他看来，高木不是和他享有平等权利的竞争者，而是攫取他的私有财产的掠夺者。也正因为如此，他一面反复认定自己不想和高木竞争，一面又在瞬间梦想用重重的镇尺打破高木的头颅。那么，他为什么会不知不觉地将千代子据为己有呢?据他自己分析，是由于千代子对他的亲切态度所造成，可见他对千代子的感情不是真正平等的男女爱情，而是对千代子亲切态度的撒娇。这种变态心理恐怕与他的特殊身世有关。由于种种迹象，早在了解自己出生秘密以前，他就感到母亲的爱不能使他得到满足，于是希望从千代子身上得到充分的爱，以补充母爱之不足。总之，不论怎样解释，须永对千代子的感情也是自私的。他并不爱对方，却要求对方爱自己，并将对方据为已有，这确确实实是损人利己的行为。     另一方面，在《过了春分时节》里，社会批判的内容被大大削弱了。须永和千代子在恋爱上所遭受的挫折，固然也是由于千代子的父母——金田夫妇不大赞成这门亲事，而金田夫妇之所以不大赞成也不能不说与他们身为资本家的唯利是图本性有关；但是小说并没有把这点作为主要因素，而是作为次要因素处理的。这与前三部曲，尤其是与《从此以后》显然不同。《从此以后》是以社会的责难和父兄的反对为主要批判对象的。从对资本家的态度来说，金田虽然不大赞成须永的婚事，又驱使敬太郎干无聊的侦探勾当，可是作品不但没有给予严厉批判，反而把金田写成肯于援救别人的人。这点也与前三部曲，尤其是与《从此以后》显然不同。《从此以后》对代助父兄是给予猛烈谴责和辛辣讽刺的。     《过了春分时节》在结构上也有自己的特点。和以前的小说不同，这部作品是由几个相对独立的短篇集合而成的。这种形式使作者在连续写作过程中可以获得喘息的机会，因而能够把精力集中到重要地方。不过这种形式也带来一些问题，即全篇显得有些松散和累赘，有些部分与主要故事没有必然联系。这是因为漱石想要写些“有趣的东西”，以便吸引普通的读者。他说：“自己早就持有这样一种意见：写几个短篇，并将这些短篇组合起来，构成一个长篇，作为报纸小说读起来岂不分外有趣吗?但到目前为止一直没有尝试的机会。如果自己力所能及的话，这次的《过了春分时节》就打算按照这种办法写起来。”写“有趣的东西”，当然不是坏事；几个短篇合成一个长篇，也应该说是有益的尝试。不过，正因为是尝试，也就不免产生新的问题，使这部小说虽然其中有些部分独立看来不失为优美的文学作品，但是作为一部完整的作品来看却未必成功。     《过了春分时节》脱稿以后不久，明治天皇于七月三十日死去。这对漱石似乎是个不小的震动。他不但在杂志上发表了《明治天皇奉悼之辞》，在给朋友的信里表示“明治驾崩，我同您一样总觉得心中无底”，而且把它作为一个重大事件写在后来的小说《心》里。     由于去年以来一系列事件的刺激，漱石的胃部又感到不舒服，同时，精神也觉得不畅快。为了摆脱这种状态，漱石想外出旅行。八月十七日，他和中村是么一起离开东京，前往盐原、日光、轻井泽。上林等地，月底返回东京。     不过，旅行好象没有能够解决他的问题，反而使他突出感到自己身体的衰弱。旅行回来不长时间，他的痔疮复发，又到医院动了手术，并且被迫卧床休息。于是，他渐渐对自己身体抱起悲观态度来了。他在一封信里写道；“大病后身体怎么也不能健壮，动不动就搞坏。因此长生自不必说，这样活着也如同废物一般。”     不仅如此，漱石还日益强烈地感受到精神上的孤独和苦闷。从当时他给朋友写的信里，可以清楚地看出这种迹象。他在一封信里说：“我近来对孤独已经习惯，艺术上得不到同情也能好歹过下去了。因此，根本就不指望对于自己作品的赞赏之类。”他还说：“仁兄说您自己孤立，孤立之意味鄙人完全了解。我的孤立也不劣于您。”“近来仅仅自己读自己在《朝日新闻》发表的东西感到满意或者不满意，觉得天下一个伙伴也没有。”     这种苦闷自然与他健康状况不佳有着某种联系，不过主要还是由于对社会现状的不满。在文坛上的孤立(受自然主义派攻击)、旧日弟子的离散以及夫妻关系不睦等因素造成的。然而，他又绝对不肯卑躬屈膝地讨好别人、迁就别人，宁肯自己忍受苦闷。     就在这种充满孤独和苦闷的心境之中，漱石从一九一二年十一月底动手写大病后的第二部长篇小说《行人》。开始阶段笔头不畅，进展迟缓；以后又因胃溃疡和神经衰弱复发，形成一动笔就头晕，一站起来就要倒下的状态，只好在写完前三部分，即“朋友”、“哥哥”、“归来以后”停笔。后来，经过一段休整，又从第二年九月动笔写第四部分“尘劳”。     《行人》这个书名来自《列子·天瑞篇》。其中有这样的话：“古者谓死人为归人。夫言死人为归人，则生人为行人矣。行而不知归，失家者也。”小说主人公一郎就是一个“行而不知归”的“失家”的“行人”。他是一个孤独而痛苦的人，怀着一颗孤独而痛苦的心。     一郎是极端孤立的，在社会上孤立，在家庭中也孤立。他觉得父母兄弟是虚伪的，妻子尤其虚伪。你打她，她不但不抵抗，而且一言不发；如同你把愤怒发泄在小羊身上一样，只能说明你的人格堕落。     一郎在社会上是有地位的学者，在家庭中是继承祖宗事业的长子，为什么竟会落到这个地步，造成这种局面呢?他认为这是由于自己不会哄孩子，也不会哄父母，哄弟弟，哄妻子，由于专搞学问，没有学习这些技巧的余暇。他本来是看不起这些技巧的，可是当他失去幸福时，又觉得这类技巧是不可少的了。     毫无疑问，在所有这些关系之中，最使他感到痛苦的是和妻子阿直的关系。在夫妻关系上，他不是以女人的肉体和容貌为满足的人，他要求把握女人的灵魂。因为他是尊重“人”的，不仅尊重自己，而且既不希望也不可能把女人看成动物一般。然而，他恰恰没有把握住妻子的灵魂。他的要求也许是无可非议的。不过心心相通应当是双方面的。他自己没有把心交给妻子，又怎么能要求妻子把心交给他呢?所以他只好悲观地承认这样一个事实；自己同一个女人结了婚，但却没有把握住对方的灵魂和精神。     在这种情况下，又加上和弟弟二郎的关系，更使问题复杂化了。妻子对他的冷淡和对二郎的热情，引起了他的疑心。他不仅怀疑妻子心向二郎，甚至怀疑妻子和二郎发生了肉体关系。这种怀疑当然也不是毫无根据。比如，妻子和他结婚之前就与二郎认识，妻子和二郎相处十分融洽，而和他却不大协调；二郎同他们夫妻住在一所房子里，和他们生活在一起。事实上，妻子和二郎的关系也引起母亲的注意，妹妹阿重和二郎的朋友也劝二郎早日离开家庭，娶妻另过。     这时，他又采取了奇怪的解决办法——让妻子和二郎同住一个房间以考验他们的关系。这种办法当然不会达到解除怀疑的目的，反而促使妻子更加远离他，更加倾向二郎；同时也促使他对二郎更不信任，对妻子更不信任，以致二郎离家另过之后也丝毫不能解除他的疑惑，减轻他的痛苦。 从此以后，他们夫妻关系进一步恶化，他的孤独情绪进一步加深。他痛苦万分，甚至有些精神失常起来。他其实已经陷入了绝望的境地。     一郎的前途是什么呢?他觉得自己不是死掉，就是发疯，再不然就是相信宗教，三者必居其一。但他就此死掉还不甘心，对于宗教也不信仰，最后剩下的只有发疯这一条路。固此，他害怕极了。他的朋友H千方百计想要帮助他。解救他。H认为，必须让他把全部心灵投入到某种事物中去，绝对地为某种事物所有，同时也就绝对地占有某种事物，能够达到这个境地，他便开始回到现实世界之中来了。这似乎也就是漱石为一郎设想的解决办法。不过这种办法究竟是否灵验，作品并没有明白地写出来，或许漱石自己对于这点也没有多大把握。再进一步说，正如许多研究者所指出的那样，联系漱石当时的精神状态可以看出，一郎的孤独有些地方同漱石本人的心境相近，一郎的痛苦恐怕也包含漱石自己的体验在内，虽然一郎和漱石本人的具体生活环境有所不同，碰到的具体问题有所不同。事实上，在小说的前三部分，漱石本人时常进入角色之中，和一郎一同苦恼，一同愤怒，一同探求：到第四部分时，漱石则一面继续和一郎在一起，一面又离开他而从H的角度观察他，设法为他寻找出路。由此可见，H给一郎设想的道路，大概也就是漱石为自己设想的道路；漱石对于一郎的未来没有多大把握，大概也就是对于自己的未来没有多大把握。     一九一四年三月，漱石发表了一篇题为《文士的生活》的文章，反驳当时社会上所流传的成名作家生活奢侈的谣言，同时也谈到自己的日常生活情景。     当时有人造谣说，漱石拥有百万财富，盖了漂亮的房子，买下地产房产，存着大量金钱，等等。漱石指出，这些都是假的。如果拥有百万之富，第一自己不会住在这种破旧的房子里。至于土地房产，自己连怎么买法也不知道。现在住的房子是租来的，月月要交房钱。自己的收入也有限，定期收入是从朝日新闻社领的工资。此外，印书的版税虽然能够抽取几成，但是靠写书存钱也是不可能的。     关于个人日常生活，漱石写道：“我普通早晨七点多起床，晚上十一点前后睡觉。午饭以后有时午睡一小时左右，觉得这样脑子特别好使。不爱出门，但常常散步。因为日常琐事不得不出去的情况，偶然也有。有时出去访问，但新年和盂兰盆节挨门去拜之类绝对不做，我认为没有必要。执笔时间没有特别规定。有时早上，有时下午或晚上。报载小说一天写一回。写好放着不大可能，还是一天一回停笔，然后头脑休息一下，到第二天才能写得更好。不用所谓一气呵成的办法。写一回大概要三、四个小时。不过有时从早到晚也写不出一回来。……在阳光照着拉窗前写东西最好。但这所房子不可能有这种情况，所以有时把桌子搬到有太阳的套廊上，一边晒太阳，一边写东西。大热的时候，就戴上草帽写。这样写起来仿佛效果较好。一切以亮处为宜。……”     同年四月，漱石动手写大病后的第三部长篇小说《心》。这部小说先在报上连载，后由岩波书店出版单行本。起初采用自费出版的形式，漱石死后才改为普通的出版办法。封面是由漱石自己设计的，采用中国的石鼓文图案。这种富有特色的图案后来多次被用为漱石全集的封面装饰。     长篇小说《心》动笔之前，漱石在一封信里谈到自己的写作计划时说，这次打算写几十短篇，题名各不相同，但考虑到发表预告需要统一的书名，于是称之为《心》。然而，正象过去常有的情况一样，这部作品也是越写越长，仅仅”几个短篇”之一的“先生的遗书”就写了将近三百页，其余的“几个短篇”根本没写就搁笔了，但仍以《心》作为书名出版了单行本。所以现在我们看到的小说《心》只由“先生的遗书”的三个部分组成，即“先生和我”、“父母和我”、“先生和遗书”。这三个部分在形式上各自独立，在内容上互相联系，甚至可以说，前两部分的存在是为第三部分服务的。     《心》可以称之为一个利己主义者的忏悔书。它的主人公——先生是个利己主义者的艺术形象。他的利己主义思想主要表现在他和K的交往过程中。     他上学时，住在一家公寓里，房东只有母女两人。由于共同生活，他和房东女儿阿静之间自然而然地产生了爱情。他对房东女儿的爱是近乎信仰的一种感情。每逢看到房东女儿的脸，他就觉得自己的心灵变得优美起来；每当想到房东女儿的事，他就感到自己的精神显得高尚起来。他的爱是神圣的感情，不是性欲的冲动。     不过，他一面对房东女儿怀着热烈的爱情，一面又怀疑她和她的母亲都是策略家。因此，他踌躇了，迷惑了，并且感到自己无力摆脱这种为难的处境。他产生这种怀疑也是无可非议的。因为他曾在家产问题上受过叔父的欺骗。自那以后他就下定决心，无论今后再遇到什么事，也绝对不能上别人的当。     在这种情况下，他决定让自己的朋友K也搬到公寓里来。他的主观想法也许并不算坏，一方面让第三者参加进来，以使自己从困境中得以解脱；另一方面在经济上援助K，使K从穷苦中摆脱出来。但是，事情的发展并不这样简单。当K也爱上房东女儿的时候，问题就复杂化了。这时，如何处理和K的关系，就成为对他的严重考验。他的利己主义也就在这个问题上暴露出来了。     起初，他对K和房东女儿的关系表示嫉妒。房东女儿给K办些理所当然的事，如送寄来的信件和洗好的衣服，他也认为不平常。他的神经变得过敏起来。为什么呢?因为他把房东女儿当作自己的私有物。     继之，当K主动对他谈起自己的爱情，征求他的“公正批评”时，他发现K正彷徨于理想与现实之间，只要一击就会倒地。于是，他便对K说道，“在精神方面没有上进心的人是愚蠢的”，从而挡住了K的去路。正如小说里所说的，这不是复仇，却比复仇更残酷，好象狼乘隙咬住羊的咽喉一般。用他自己的话来说就是：“我怕的只是K突然改变生活方向，和我的利害发生冲突。总之，我的话纯粹是利己思想的表现。”     在K主动对他谈出自己的爱情前，他一直没有对K谈过自己的爱情；可是，当K对他吐露自己的真情后，他却暗中抢在K的前面，向房东女儿提出了结婚的要求。比起K来，他的人格太低了。     作为K来说，先生的利己行为对他的打击，恐怕比失去房东女儿对他的打击更大。总而言之，这双重打击是致命的。K没有办怯，只好选择了自杀的道路。     更加令人惊讶的是，先生发现K自杀的瞬间，首先想到的不是如何抡救K，而是K的自杀对自己的影响。他进屋以后马上拿起K放在桌上的遗书，匆匆打开看了一遍，没有发现对自己不利的话，心想得救了；接着又把信纸装进信封里，并且故意放在别人一眼就能看到的地方。做完这些之后，他“回过头去，才看到隔扇上飞溅着的血花”。这个场面实在令人触目惊心。     K之死是对他的利己主义的严厉判决。这个可惊的事实已经无法挽回，犹如一道可怕的黑光笼罩着他的一生。当他和房东女儿结婚后，带着她去给K扫墓时，便不由得把K的新墓和自己的新娘联系起来，深深感到命运的嘲骂，而且这种感觉一直继续下去。当他意识到自己的利己主义和叔父的利己主义属于同类思想，自己和叔父属于同类人物时，便不寒而栗起来。从此以后，他既不能将自己埋进书本之中，也不能借酒消愁忘却自己。他的孤独和寂寞之感日益强烈起来，认为世界上谁也不理解自己，甚至自己最爱的妻子也不理解自己，因为他始终没有勇气把事情真相告诉妻子。他讨厌世界，讨厌人们，最后对自己也讨厌了。     诚然，他也曾努力赎罪。但是，这些努力没有达到预期目标。他毫无办法，终于也走上自杀的道路。小说写道：     我只是深深地感到人的罪孽。那种感觉使我每月去上K的坟。那种感觉使我看护了妻子的母亲。而且那种感觉又命令我要和颠悦色地对待妻子。我为了那种感觉，甚至还愿意受不认识的路人鞭笞。这样一个阶段、一个阶段进展下去，又觉得与其受别人鞭笞，更应该由自己来鞭苔自己，而与其由自己来鞭苔自己，又产生了应该自己杀死自己的念头。没有办法，我只好下定决心，把自己当作已经死了似地活下去。     正在这时，发生了明治天皇死去和乃木希典追随其后殉死的事件。这虽不是先生自杀的根本原因，却无疑是他自杀的导火线。他认为明治天皇的死去即明治精神的终结和自己时代的终结，假使继续生活下去必然更孤独、更寂寞，更痛苦，必然成为时代的落伍者。因此，他不再踌躇，毅然自杀了。     漱石在修善寺大病后所写的三部小说——《过了春分时节》、《行人》和《心》，在思想内容和艺术形式两方面都有密切联系，因之被称为后三部曲。     从思想内容来说，《过了春分时节》中的须永、《行人》中的一郎和《心》中的先生，都是孤独而痛苦的人物。他们孤独和痛苦的原因，都是由于在爱情上遭到失败；而他们在爱情上失败的原因，又都是由于嫉妒心理和利己主义，虽然彼此之间情况不同，程度各异。如果说须永业已产生走投无路之感，一郎进而走到悬崖绝壁面前，不得不在死亡、发狂和宗教三者之中择其一，先生则终于以自杀办法“归天”，以解救自己的灵魂了。同时，随着他们的嫉妒心理和利己主义一个比一个更严重，小说的分析和批判也一部比一部更深刻有力。当然，这种分析和批判是在所谓“则天去私”原则指导下的，归根结底属于资产阶级思想修养范畴，但它不仅可以帮助我们今天的读者深入了解当时知识分子的性格，而且对于我们自身的思想修养也并不是完全有可供借鉴的地方。     从艺术形式来说，这三部作品在组织结构上都采用几个短篇连缓起来构成长篇的办法；不过，《过了春分时节》显得比较松散，《行人》和《心》结构较为紧密。在人物安排上都有一个形式上的主人公，即故事的讲述者；只是《过了春分时节》的敬太郎仅仅起着穿针引线的作用，《行人》的二郎和《心》的“我”则成为故事情节的有机组成部分，并且担负起反映主要人物的性格和心理活动的任务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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