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年留学期间只参观过一次伦敦塔。其后也曾想去，但没有实行；也曾被人约过同去，但回绝了。一旦获得的印象被第二次去破坏是可惜的，让第三次去抹掉更加可叹。参观“塔”，我以为只能限于一次。
    去参观是到达不久的事，那时方向还辨别不清，道路当然更不认识了。简直就象荒野的兔子忽然被抛在日本桥上一样。走到外达，仿佛要被人浪卷去；回到屋里，又怀疑火车将会撞倒墙壁，朝夕不得安宁。如果在这种轰响和人群之中住上两年，我的神经纤维也会象锅里煮的鹿角菜那样糊烂吧。有时甚至想过，事到如今才明白，马库斯·诺尔达的退化论是伟大真理。
    而且我又没有象其他的日本人那样拿着介绍信去求帮助的地方，更不必说有什么本来住在当地的旧友了，所以每天只好提心吊胆地凭着一张地图指引出去参观或者办事。不言而喻，火车是不乘的，马车也不能搭，若是利用乱乎乎的交通工具，不知要被它带到什么地方去。在这广阔的伦敦，象蛛网一般纵横交错往来的火车、马车、电气铁道、铜条铁道，不能蛤我任何方便。我无可如何，每当走到十字路口就得打开地图，在人浪推挤之中探索前进的方向。看地图不明白时问行人行人也不明白时找警察，警察还不行时再问别的人，不论什么人都抓住问，喊住问，直到问明白为止。这样，好客易才达到目的地。
    记得参观“塔”就是在不用这种方法便不能外出的时候。若说来无来处、去无去处，不免有些禅语味道；可是经过什么道路走到塔前，又穿过哪些街巷回到家里，我至今仍不清楚，无论怎么想也想不起来。只有参观过“塔”一事是确实的，“塔”本身的光景至今仍然历历在目。问以前如何不知道，问以后如何也答不出。只有这忘前失后的中间部分毫不含糊地浮现在眼前，恰如划破黑暗的闪电，在眼前一亮随即消失一般。伦敦塔犹如前世梦幻的焦点。

    留学地点本来有好几处可供选择。伦敦虽然物价昂贵，充满烟、雾和马粪可是学习语言方便，社会生活广阔，看戏。买书相当便利，所以漱石最后决定还是留在这个城市。
    漱石到达英国不久就深课感到钱不够用之苦。当时寄给家属和友人的信件，经常谈到这个问题。如十月二十三日的信里写道：“来欧洲若无钱，一天也难以生存。日本虽不整洁，却轻松愉快。”
    由于既没有钱，又怕浪费时间，所以漱石只好采取不与外人交际的“闭居公寓主义”。也由于同样理由，他在伦敦大学也只以旁听生身份听了两个月的课就停止了。自此以后，他除了到一位名叫库列依古的老师家里去听课外，其余时间都是自己闭门读书了。
    这个期间，池田菊苗的访问对漱石的学习和研究影响很大。池田也是东京大学出身，时间比漱石早几年。一九零一年五、六月问，池田在柏林留学期满，回国途中经过伦敦，和漱石住在一起。漱石后来说过，池田虽然是搞自然科学的，可是谈起话来象个大哲学家；靠他的帮助，自己开始停止幽灵般的文学学习，进行更有组织、更有分量的研究了。这里所谓更有组织、更有分量的研究，就是着手为写作文学理论著作《文学论》搜集、整理材料。
    据漱石说，经过许多周折，直到这时他才明白，除了靠自己的力量从报本上弄清文学是什么这个问题之外，没有其他拯救自己的道路；好容易才发现象从前那样完全以他为中心，自己如同无根浮萍一样胡乱漂来漂去是不行的。譬如一读某个西洋人评论另外一个名叫甲的西洋人的作品，几乎不考虑他的话对不对，也不管自己理解没理解，就随声附和地到处宣扬。这可以说是生吞活剥，也可以说是机械搬用，总之是把无论如何也不能说成自己所有和自己血肉的别人的东西，当作白己的东西到处去讲。可是，由于时代的关系，当时大家都赞扬这种作法。然而，不论怎样受人赞扬，因为本来就是穿着借来的服装摆架子，所以自己内心总是不安，如同毫不费力地把孔雀羽毛披在身上自吹自擂一样。因此，他深深感到若不去掉浮华，更加诚实一些，自己到什么时候也不能安心。例如，即使西洋人说这是很好的诗，语调十分优美，那也是西洋人的看法，并不是不能供自己参考，但自己如果不那么看的话，毕竟不应现趸现卖。自己是一个独立自主的日本人，决不是英国人的奴婢；既然如此，作为日本国民之一员就必须具备独立自主的见解，而且从尊重世人所公认的正直这个道德观点来看，也不应该歪曲自己的意见。
    漱石掌握了这个“自我中心”的思想之后，变得异常强大起来，产生了“他们算什么呀”的气慨。他认为，使他摆脱以前茫然自失的状态，指引他沿着新的道路前进的东西，其实就是这“自我中心”四个字。
    漱石感到，有了“自我中心”这四个字，他的不安就完全消除了。他第一次怀着畅快的心情眺望阴郁的伦敦。打个比喻说，就好象经过多年的懊恼以后，自己的尖镐铛地一声掘到矿脉的感觉一样。再换句话说，又好象以前一直被蒙在雾里的人，突然在一个方位上清楚地找到了自己应当前进的道路。
    遗憾的是，漱石得到这个启发时，已经留学满一年以上了。固此，无论如何也不可能在英国完成这件工作了。他只好尽量搜集材料，准备回同之后再好好整理。这就是说，漱石回国时比出国时增加了力量，虽然这种力量是偶然得到的。
    总而言之，漱石准备写作《文学论》，目的在于反对日本当时盲目崇拜西欧的风潮，独立自主地从理论上彻底解决什么是文学的问题。大约从一九零一年九月开始，他已经全力以赴投入到这项颇有意义而又相当艰巨的工作中去了。他闭门关在公寓里，把所有的文学书都放到行李底下去，因为他认为用这些文学书来解决“文学是什么”的问题，就如同用血洗血一样，永远不会完结。他立誓要从心理方面查清文学如何需要，因而得以生存、发达和颓废；他立誓要从社会方面探明文学如何需要，因而得以存在、兴隆和衰灭，他提出的问题又大又新，所以他相信任何人也不能在一、二年间将它解决。因此，他拿出自己所有的时间，尽力搜集各个方面的材料，用他可用的全部费用购置参考书。漱石自己认为，从着手投入这项工作起到留学期满为止的几个月里，是他平生最专心致志持续进行学术研究的时期。
    漱石在英国期间，由于多种原因，精神方面不大舒畅。伦敦市内嘈杂的声音、高耸的楼房、污浊的空气、拥挤的人群、杂乱的牢辆，都使他感到不快；但是最使他感到不快的，还是高傲的英国绅士。他后来回忆这段留学生活时说过，在伦敦居住、十活的两年，是非常不愉快的两年。自己在英国绅士之间，好象一只与狼群为伍的长毛狮子狗，过着悲惨的日月。伦敦人口据说有五百万。自己当时就象是在五百万粒油珠中掺进去的一滴水珠，勉勉强强地维持着朝不保 夕的生命。如果一淌墨汁掉在洗得很干净的白衬衫上时，主人的心情必定不会快活。自己正象这样一滴讨人厌的墨汁，犹如乞丐一般在伦敦大街上徘徊，两年间吞吐了这个大城市几千立方尺人工造成的充满煤烟的空气。这是很对不起英国绅士们的。漱石敬告一向被看成绅士模范的英国人：我并不是自己怀着好奇心进入伦敦的，而是被比个人意志更大的意志所支配，抱歉地在你们的面包恩泽之下度过许多岁月的。两年之后留学期满回国，我的心情如同春天到来大雁北归一般。令人遗憾的是，不但留学期间我没能以你们为楷模，万事如你们的意，并且时至今日仍然不能成为你们所希望的那种模范人物。然而，我是奉官命去的，不是自己要求去的。若是以我自己的意志来说，我终生一也不想踏上英国的土地。
    除了不大喜欢英国和伦敦以外，没有知心朋友也使漱石感到无限寂寞。刚刚到达伦敦不久，他就在给藤代素人的信里透露了这种心情：“君等多人聚集，盛大之极；余却孤身一人寂寞之至。”
    还有一个更加重要的因素，就是镜子很少写信，漱石无法及时了解一家大小的情况，总是提心吊胆，日夜不得安宁。漱石出国时，镜子正怀孕。所以，漱石到英国后，一直惦念她是否平安生产。次女恒子虽然早在一九零一年一月就已出生，可是镜子长期没有写信告诉漱石。漱石在三月份写的信里还在催问：“你生产了吗?孩子是男是女?大人、孩子都健康吗?我一点也不了解。身在远国，担心得很。”
    精神方面不大舒畅，研究工作又在加紧进行，两方夹击，终于使得漱石的神经衰弱症发作起来了。早在一九零一年七月的日记里，他就写道：“近顷非常不愉快，为无聊之事费神。”这种情况日益发展，他在一九零二年九月从伦敦发出的最后一封家信里则写道：“近顷因神经衰弱，心情不佳，毫无办法。”当时外界甚至风传漱石精神失常的消息，文部省还特地发出了“夏目精神异常， 由藤代(素人)保护回国”的所谓“训电”。
    一九零二年十二月五日，漱石结束了两年多的留学生括，离开伦敦，踏上了归国的航程。不幸的是，临行之前接到挚友正冈子规病死的讣告，悲痛至深。他在十二月一日给虚子的信中写道“子规病状由不断惠送之《子规》知之，临终情况，承蒙逐一通知，感谢之至。小生出国当时即认为已经没有可能活着会面，双方皆怀同样心情分手。故今不感惊讶，惟有遗憾而已。但窃以为与其忍受此种痛苦，不若尽快正寝，或许为本人之幸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