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零三年一月二十三日，经过一个多月的长途跋涉，漱石乘博多号轮船抵达神户，第二天坐火车回到东京。岳父中根重一和镜子到新桥车站迎接，漱石下车以后，用手托着大女儿笔子的下巴，目不转睛地凝视了一会儿，脸上浮起了笑容。
    漱石回国后，首先碰到的难题是如何安排家庭生活。当时他怀里连一个银币也没肓，要在阔别已久的故乡东京建立一个新的家庭，他迫切感到需要一笔钱。
他离开日本之前，把妻子和孩子都托给了岳父，岳父腾出一所小房让她们住下了。他岳父当时还是个官吏，虽然没有大摆排场的资格，可是也不至于穷到连照看女儿和外孙女也觉得为难的地步，何况公家还会月月发给镜子若干津贴呢。因此，漱石安心地把家属留在东京出国了。
    漱石在国外期间，日本内阁发生了变化。岳父从比较安全的闲职——行政裁判所评定官——被拉出来，担任了一个动荡不定的职务——内务省地方局长。但这个新内阁很快就倒台了。于是，岳父被迫卷入了崩溃的漩涡之中。 漱石身在异国听到这个消息，以充满同情的目光眺望过故乡的天空。然而，关于岳父的经济情况他却没有特别考虑，几乎根本没有放在心上。
    漱石是个相当迂阔的人，动身回国的时候，还以为妻子靠每月领来的一些钱也足以养活两个孩子，使用一个女仆了。“因为反正不出房钱”——他漫不经心地想。可是，一看到实际情况，便目瞪口呆了。漱石在外期间，镜子把自己家常的衣服全部穿坏了。没有办法，后来只好把丈夫留下的朴素男装也改改穿上了。座垫露出了棉花，被褥也破了。即使到了这种地步，岳父在旁边看着也毫无办法。因为他失掉政府地位以后，又搞过投机头卖，把本来就不多的积蓄全部花光了。
    漱石穿着几乎无法回头的高领西服从外国回来以后，不得不沉默地注视着处于这种惨淡境地的妻子和孩子。他的时髦打扮受到辛辣的讽刺，这给他是沉重的打击。他的嘴唇连苦笑的勇气也没有了。
    不久，他的行李到了，里面装的几乎全部是书，连个戒指也没给妻子买来。在这所狭小的房子里，那么多行李堆在一起，连箱子盖也很难打开，他感到扫兴。于是，只好出门到处去找房子；同时，必须设法筹款。
    到了三月三日，漱石用辞掉熊本高中职务领到的一笔钱，好容易才把家搬到了本乡千驮木的新居。
住的地方暂时安顿下来以后，夫妻之间由来已久的矛盾又重新露出头来。漱石回国不久，镜子再次怀孕，同时歇斯底里症复发，两人关系随着严重恶化起来。
有一天夜里，漱石偶然睁开眼睛，发现镜子瞪着两只大眼望着天花板，手里拿着他从西洋带回来的剃刀。她没有把藏在黑檀木鞘里的刃直立起来，只是握着黑柄，所以寒光没有映入漱行的眼帘。虽然如此，他也吓了一跳，赶忙抬起上半身，冷不防从镜子手里夺下了剃刀。“别干那种糊涂事！”——漱石一边说着，一边把剃刀扔掉了。剃刀撞坏一块隔扇玻璃，掉在外面套廊上了。镜子茫然若梦，什么话也没说。
    她真的是迫于无奈拿起刀子呢，还是由于病症发作不能掌握自己，不顾一切玩弄刀子呢?还是只从女人想要战胜丈夫的策略出发拿来吓唬人呢?吓唬人的真意又是什么呢?是打算使丈夫恢复过去平和、亲近的态度呢，还是只为浅薄的征服欲所驱使呢?——漱石躺在床上对这件事提出五、六种解释，并且不时把眼睛悄悄转向镜子，窥探她的动静。镜子不知是睡是醒，身子一动不动，好象炫耀死亡的人一般。漱石又重新思考起如何解决这个问题来了。
    在支配他的现实生活中，这个问题的解决比学校的讲课还重要得多。他对镜子的态度全凭这点来决定。从前，他俩的关系还是单纯的，他一心认定镜子不可思议的举动是由于疾病造成的。那时，每当镜子病情发作，他就怀着对神忏悔的诚心跪在她的膝下。他相信这是作为丈夫最亲切、最高尚的对策。
    “如果弄清原固，就是今天也未尝不可那样做呀。”——他心里想着，充满慈爱之情。然而不幸的是，他感到如今原因仿佛不象从前那样简单。漱石考虑得很多很多。怎么也无法解决的难题使他感到疲倦，朦朦胧胧地睡了一会儿，又得马上起来到学校去了。第二天，他终于没有得到机会跟镜子谈起昨晚的事，镜子的表情也好象太阳一出就把它全忘了。
    漱石在伦敦期间得过神经衰弱，临回国时已经有所好转。可是，回国以后又碰到一系列不顺心的事，例如自己经济相当拮据，哥哥、姐姐、养父、养母还来要钱；夫妻关系本来就不大好，近来更加恶化；备课相当吃力，学生反映却不太好等。请如此类的因素严重刺激了他那本来就不健全的神经，促使他的神经衰弱症再次发作，有时甚至出现某些精神失常的症状——或者突然对镜子和孩子发起火来，或者以为女仆愚弄自己，非要把她解雇不可；或者怀疑在家帮忙的学生是侦探，在时刻监视自己的行动。不过漱石对于自己的神经衰弱并没有采取放任自流的态度。他当时所写的一组题为《断片》的文章以及后来所写的小说《道草》，都是不断进行自我反省和自我斗争的明证。
    漱石辞去熊本高中的教职以后，便在东京第一高级中学和东京大学两校任教。中学方面的英语课程，不需要他花费很多气力：大学方面的英国文学课程，却必须认真作好准备。一九零三年四月初新学期开始，漱石登上两校讲台，名义都是讲师(当时东京大学英文科没有教授，只有三个讲师，包括漱石在内)。大学方面从四月到六月的讲题是“英国文学形式论”；然后从九月开始正式讲“文学论”，前后共两学年，“文学论”之后又讲了“十八世纪英国文学”，直到一九零七年三月为止。为了讲好这些课，漱石确实下了不少功夫，但是起初学生反映并不太好，使他深感失望,甚至想要辞掉职务。他在当时写的信里一再提到这个问题。如一九零三年五月的信写起“大学授课因不理解，评价颇恶……第一高中极为安闲、愉快，不似熊本负有责任。”六月的信写道：“我喜欢高中，拟停止大学。”七月的信写道；“我打算辞掉大学工作，找到院长大略陈述卑见。但院长气势颇盛，令我畏缩。”
    漱石回国一年左右，日俄战争爆发了。一九零四年二月十日，日本对俄国宣战。五月间，漱石发表了一首所谓鼓舞土气的诗歌《从军行》，表现出空前绝后的狂热的“爱国”热情。不过，这首诗写得并不十分高明，甚至在当时东京大学英文科学生之间流传着这样的话：“写这样拙劣的诗，实在有损我们英文科的名誉。”
    漱石对于这场战争的态度到底如何呢?他在一次公开发表的谈话中说道：这次战争开始以来连战连捷，虽然对手是名副其实的欧洲第一流强国俄罗斯。政府当局的打算我们无从了解，可是我们一般人却是尽了最大努力，拼死拼活，从而表现了国民的真正价值。这个事实使从前迫于无奈才说的所谓“大和魂”，变成了出于真正自信的大叫。同时，同样是说“日本”二字，话没有两样，可是说话人的心情却不同了。人们的精神高扬起来，认为既然对方是人，那么我们也是人。这种自信自觉扩展开来，其影响将会波及所有方面，当然也包括文学在内。以前崇拜西洋，醉心于西洋，觉得自己什么都不如西洋，什么都得模仿西洋人；如今一旦翻然悔悟，踏上自信自觉的道路，想法也就不同起来。日本总是日本。日本有日本的历史。日本人有日本人的特性，不见得要模仿西洋。西洋能成为模范，我们也能成为模范。西洋不是不可战胜的。过去的国粹主义时代认为，日本文学方面也有出色的东西，近松门左卫门可以比得莎士比亚。今后我们不是这样想法，而是站在自信自觉的立场认定，我们在世界上毫无逊色，我们过去在文学上没有取得伟大成就，但是今后会有成就，会出现伟大作品，决不劣于西洋，而且要超过西洋。这种自信自觉乃是自然趋势，而在这种趋势下发展起来的日本文学将会成为不同于以前的，大有希望的东西。
    从这些话里我们不难看出，漱石支持日本参加这场战争，欢呼日本在这场战争中所取得的胜利，乃是出于一种爱国热情，即希望日本人抬起头来，不要甘心做西方人的奴隶，尤其希望日本人在文学方面抬起头来，创作出不劣于西方甚至超过西方的文学作品。在他的心目中，俄罗斯不仅是俄罗斯，而且是西方列强的代表。然而非常遗憾，他没有能够把自己的爱国心理和统治者的侵略意识严格区别开来，没有能够把本民族的自强和对他民族的侵略严格区别开来，因而也就不能看清这场战争的反动性质，即两个帝国主义国家互相争夺殖民地。毫无疑问，这是他的阶级局限性和思想局限性的表现。
    尽管这时漱石的教学任务很重，但他仍然抽出余暇，拿起笔来进行创作。他最初动手写的小说，就是那部有名的幽默讽刺作品《我是猫》的第一节。
    《我是猫》是怎样动手写起来的呢?大约在一九零四年年底，有一次，主编《子规》杂志的虚子让漱石写点什么东西发表，于是漱石便写了一篇小说交给他。虚子看过以后觉得很有意思，不过认为还有一些地方必须如此这般地修改一下。漱石以为他的意见不错，所以就照他的说法改了。改好之后，虚子大加赞赏。可是当时漱石还没想好题目，不知是叫“猫传”好呢，还是干脆用开头第一句“我是猫”好。虚子赞成后一个，因此便决定用这个名字在《子规》上发表了。开始，漱石本来打算写这一回就完了，可是虚子听说小说反映不坏，又劝漱石继续写下去，于是他又写了第二回。大概漱石心中仍有就此打住的想法，所以小说的头两回结构比较完整，可以自成一体。然而第二回一发表，就在社会上引起了轰动，漱石和虚子也都来了劲头，小说也就一回一回地写了下去，一直写到第十一回，终于变成一部长篇巨著了(有趣的是，漱石的《我是猫》问世以后，又陆续出现了《我也是猫》等一系列“我小说”)。据漱石说,他只不过偶然写了这部作品，并设特别想到要对当时的文坛如何如何。仅仅是想写就写，想作就作。不过,他开始写作时和写到最后的想法有很大不同。文体之类也不愿意模仿别人，只不过是想那么写写看。
    《我是猫》问世时，“明治维新”已经过去了三十几个年头。在这期间， 日本确立了以天皇为中心的地主资产阶级联合政权。这个政权对内压迫剥削人民，镇压了“自由民权运动”，对外发动侵略战争(中日战争和日俄战争)，掠夺了大量赔款，搜刮了大批资源。通过这些罪恶活动，天皇专制政权得到进一步的巩固和加强，地主资本家的腰包塞得越来越鼓，劳动人民的日子却过得越来越穷。漱石作为一个头脑清醒的知识分子，生活在这个环境之中，虽然没有可能看清历史的全貌和实质，但是却看出了这个社会存在的种种弊端。
    这部小说在艺术表现方面有两个显而易见的特点：一个是它借用一只猫的眼睛来观察世界，展开故事。“我是猫，名字还没有”——小说开头这样写道。这只猫从出生不久到最后淹死，在主人公苦沙弥家里生活了两年，小说所写的诙谐有趣的故事，都是它的所见所闻。另一个是它没有一般小说所谓的故事情节。漱石自己说过：“这部作品既无情节，也无结构，象海参一样无头无尾。”当然,通过猫的眼睛写人未必是什么了不起的创造，没有情节结构也不一定是什么特长。但是，当时日本文坛的视野狭小,作品人物限于小市民，主题不外乎男女恋爱和人情纠葛，此外似乎再没别的可写。在这种情况下，《我是猫》采用新颖的形式，内容不仅超出一般的恋爱和人情，而且敢于俯视自私自利的人类社会，辛辣地嘲笑其中的污秽，就变成了崭新的创造，并引起了人们的狂喜。事实上这样的嘲笑和讽刺作品不仅在当时，而且在整个日本近代文学史上也是不可多得的。只有后来出现的芥川龙之介的《河童》可以与之匹敌，而《河童》又是受《我是猫》的启示而产生的。
    小说的场面几乎全部集中在苦沙弥的家里。苦沙弥和他的同学、朋友、学生等中年和青年知识分子，在他家客厅里说笑话，讲故事，高谈阔论，嬉笑怒骂，指斥社会，批评人生，构成小说的主要内容。要说情节的话，只有苦沙弥家和邻居金田家发生冲突，金田施行阴谋诡计激怒苦沙弥，苦沙弥大动干戈加以反击可以算得。到小说结尾的地方，这场风波逐渐平息下来，苦沙弥的生活又恢复到原来的老样子，苦沙弥家的猫也感到无聊得很，便偷喝了啤酒，掉进水缸里淹死了。
    苦沙弥是个中学英语教师(不难看出，这个人物在经历和气质上有不少地方近似作者本人)。他为人老实正直，自鸣清高，不求荣达，住着简陋的房子，过着清贫的生活，对社会上的权势阶级抱着强烈的憎恶，对世界上的不良现象感到深深的鄙夷。同时，他又是脾气急躁的，缺乏行动的，不知如何对付环境的人，常常为了一点小事大动肝火，弄得自己十分苦恼。不用说是更大的黑暗势力，仅仅一个资本家金田施了一些诡计，例如收买一批帮闲偷听他们的谈话，在他门前起哄，挑唆落云馆的学生在他院里捣乱，就闹得他焦头烂额，束手无策。如有一次，苦沙弥正在家里和几个朋友聊天，忽然听见外面墙根底下三、四个人发出了“啊哈哈哈……”的喧闹声。其中有一个说道：“骄傲的笨蛋！”另一个喊道“快搬到大一点的房子里去住吧!”又一个叫道：“可怜虫，再怎么威风也是个假李逵罢啦！”声音很大。苦沙弥忍耐不住，跑到走廊里去；用同样大的声音吼道：“乱吵乱嚷什么!干什么特地跑到人家墙脚下面来!”“啊哈哈……”外边那几个人乱嚷着。苦沙弥动了大怒，急忙站起来抓了根手杖，飞跑到大街上去。猫也跟着主人从墙的缺口地方跑到街上，发现主人在街道正中，拿起手杖无用武之地，只好撑着它站着。街上没有一个人，猫也觉得好象给狐狸迷住了似的。尽管苦沙弥事后替自己打圆场说：“可是我每天都在斗争着。虽然对手不出来，我一个人动了火也要算是斗争吧。”他的这种斗争方式实在是可笑的，既找不到斗争对象，又不知道用武之地在哪里。结果，这种斗争不但无损于对方一根毫毛，反而搞得自己无法忍受下去。于是，金田派来的铃本藤十郎劝他不要和有钱人对抗，甘木大夫给他施行催眠术，另一位哲学家则让他采用消极修养的办法以求心安理得。这些当然都是妥协的方法，看来苦沙弥也只有从中选择其一了。正如猫所说的那样，“主人究竟选择哪一种，当然是主人的自由。不过，哪一种也不选择，是绝对办不通的了。，”
    在苦沙弥周围的人物中，迷亭是较为突出的。迷亭不象苦沙弥那样迂腐。他性情开朗，喜欢开玩笑和欺骗人。有一次，他到饭馆去吃饭，故意把牛肉马铃薯说成“薯铃马肉牛”，弄得堂倌和厨子摸不着头脑，闹出许多笑话。又有一次，苦沙弥跟他诉苦说，不知怎的，画总是画得不好。他就顺口答道，当年意大利大画家安得莱·德尔·沙尔特说过，要画自然，要去写生。过几天苦沙弥对他认真地说：“我按照你的劝告，把力量都用在写生上咧。的确没错，画起写生画来，早先从未注意到的物的形体啦，颜色的细微变化啦等等，好象都十分明确了。……安得莱·德尔·沙尔特究竟是伟大的。”这时他却笑起来说道：“说实话，老兄，那是我随口胡扯的。”“什么是胡扯的?”苦沙弥还没明白受了愚弄。“什么是胡扯的?就是你所感佩不置的那位安得莱·德尔·沙尔特呀。那是我一时捏造出来的。”虽然他也有正义感，象苦沙弥一样；可是他只会冷嘲热讽一阵，拿不出实际的解决办法，在这一方面甚至还不如苦沙弥，因为苦沙弥还敢于斗争，他却只会在苦沙弥斗争时站在旁边拍手叫好。
    如果说漱石对苦沙弥，迷亭等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既有深切的同情，也有善意的讽刺，既写了他们可爱的地方，也写了他们可笑的地方的话，那么对于资本家，对于资本主义社会的一切丑恶事物和不良现象，他的态度则是憎恶的，他的讽刺则是辛辣的。
    这首先表现在小说对于资本家金田的描写上。金田身兼三个公司的董事，是个飞扬跋扈的资本家。小说没有正面描述他飞黄腾达的“事业”，仅仅通过漫画式的笔法丑化他的面貌，通过他对苦沙弥耍弄的卑劣手段，巧妙地勾勒出他的丑恶嘴脸。从苦沙弥和铃本藤十郎的一段对话，可以看出漱石对金田一流人物的揭露是多么尖锐。铃木对苦沙弥说道：“我觉得当教员既清高，又舒服，既有闲工夫，又可爱研究什么就研究什么，不是挺好的吗?做一个资本家当然也不坏，但是象我辈中的人可不行。”苦沙弥听了，毫不客气地说：“我从当学生起就讨厌资本家。只要能赚钱，什么都干得出来。用古人的话说，那就是‘商人’嘛!”铃木也不得不接下去说：“未必罢——倒也不能说全是那样的，不于不净的地方当然多少也有一些，总之，要是没有和金钱情死的决心，就做不成资本家的。不过，金钱也是一个不大好对付的东西。刚才我还在一个资本家那里听来了这样的话，说是要想赚钱，就得精通三角①，就是要缺义理，缺人情，缺廉耻的意思，不是说得很有趣的么?哈哈哈哈……”对于这些精通“三缺”的人，漱石是深恶而痛绝之的。所以小说借用猫的嘴，对于“象金田老爷乃至金田老爷的巴儿狗之类也都能以‘人’的资格在街市上通行无阻”的反常现象表示愤慨，又借用迷亭的话骂金田道：“凭着驴打滚的高利贷起家，又贪又狠，穷凶极恶，千刀万剐，他也不肯咽气哩。”
    ① 日语“三角”读音与“三缺”相同，此处是“精通三缺”的意思。
    除此之外，小说还对明治社会的黑暗和罪恶进行了颇为广泛的嘲笑和讽刺。它揭露了官吏、警察、侦探、特务等资产阶级统治人民的工具，认为官吏本来应当是人民的公仆，为了叫他们作为代理人办事，才付给他们一定的职权。“然而在他们办事的时候，凭借了别人给他们的职权，就耀武扬威起来，认为那种职权是他们生来便具有的，狂傲得认为对于他们的活动，人民丝毫没有置喙的余地”；而警察局的侦探为了搜索证据，什么事都干得出来，“甚至还要罗织虚构，陷害良民”。它嘲笑了资本主义制度下人与人之间的虚伪关系，指出在这个社会里一个人为别人而蹙眉、流涕、长叹，决非自然的态度，而是虚伪的表演，“说一句公平话，也是煞费苦心的艺术。虚伪做作得最巧妙的人，被看作是最富于艺术的良心的人，是最受社会尊敬的人。因此，最受社会尊敬的人，事实上也就是最靠不住的人。”它指出这个社会已经不可救药，人们已经无法生活下去，只有想法死掉，设法自杀。苦沙弥说过，“死是苦痛的，然而死不得就更加痛苦。对神经衰弱的国民来说，活着比死去还要痛苦”；并且预言“从今天说起，再过一千年以后，人们都必然会实行自杀的。一万年以后，一谈到死，除了自杀以外再也没有别的死法了。”这些话看来象是笑话，其实包含着真理，正如小说里另一个人物所说的，“要说是诙谐就是诙谐；要说是预言，也许就是预言哩。”
小说结尾的气氛是相当凄凉的：

    秋日短，已经渐近黄昏了。抛到火钵里面的纸烟的死骸不计其数，而火钵里的火却早已熄灭了。光景是这一帮人虽然颟顸，也已经索然兴尽了。独仙先生首先站了起来说：“时候大晚，该回去了。”其余的人也都纷纷说着；“我也回去了！”都走出了二门。恰象杂耍场子散了场以后一样，客厅顿时寂静起来了。

这段话，表明作者对于前途的悲观和对于未来的失望。这种极端悲哀的结论，一方面说明，他对现实社会恨之入骨，觉得它到处黑暗，看不到一点光明的地方；另一方面，也是他的思想局限的反映，他既感到自身的软弱无力，也看不出任何可以改变现实的力量。

上一页  [1] [2] [3] [4] [5] [6] [7] [8] [9] [10]  ... 下一页  >>  尾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