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次商谈以后，漱石又提出一些更加具体的问题，并且表示希望直接同主编池边氏会晤。三月十五日，池边拜访漱石。这次会晤促使漱石最后下定了入社的决心。
    不过，在当时一般人的眼里，大学教授的地位是相当高的，小说家却要卑贱得多。因此，听到漱石辞掉东京大学职务，加入朝日新闻社的消息，不少人觉得不可理解，见面时都露出惊讶的神色。有的问他为什么要这样做，有的又说他做出于重大决断。但漱石自己并不觉得离开大学加入报社有什么不可思议。他认为，自己进入报界能否成功，当然是个疑问；预料到有可能不成功，却将十几年的道路一朝改变，被人评为无谋，使人感到吃惊，也是理所当然。然而如果有人是对抛弃大学的荣誉地位感到吃惊的话，他却不以为然。漱石以为，大学也许是有名的学者结巢之处，可敬的教授和博土聚集之所，忍耐二、三十年便可成为敕命官，此外尚有种种方便，诚然是个好地方。因之，想要潜进东京大学校门，爬上讲台的候补者为数颇多(由于没有统计，不知道有多少人；但若一一去问，大约要费不少时间)，大学的好处由此可知。单就这点来说，他也完全同意。“但所谓同意，仅仅是对大学的好处表示同意，不可贸然断定为赞成报社是不好的职业。”
    漱石明白指出，报社若是买卖，大学也是买卖。如果不为赚钱的话，也就没有必要争当教授和博士，没有必要请求提高工资，没有必要做敕命官吧。报社若是下贱的买卖，大学也是下贱的买卖，只有私人营业和官办营业的差别。
    漱石实现了多年以来的愿望，辞掉教师职务，变成专业作家，当然会感到轻松愉快的。同时，他的心里又潜藏着某种不安之感——对不大熟悉的新生活的不安，对不大稳定的新职业的不安。
    漱石决定入社以后，先到京都作了短期旅行，归来之后便全力以赴地投入了新的工作。五月，他在《朝日新闻》上发表《入社辞》。五月至六月间，在《朝日新闻》上连载理论著作《文艺的哲学基础》。同时，他在英国就着手搜集材料、后来在东京大学讲授过两年的理论著作——《文学论》也正式出版。然而，由于整理者不懂业务，印刷厂又不负责任，结果错误百出，使他十分恼火，甚至曾想“将印好之千部积于庭院，以火焚之。”
    这期间，漱石最大的业绩还是长篇小说《虞美人草》的发表。
    漱石离开大学，参加报社，走进专业作家行列，在当时社会上引起一场轰动。这次《虞美人草》预告一发，三越店立即出售虞美人草浴衣，玉宝堂发卖虞美人草戒指，报童也纷纷叫着“漱石的虞美人草”兜售《朝日新闻》，一时之间闹得满城风雨。在这种气氛下，漱石怀着紧张、激动的心情动手写作这走向新生活的第一部小说。因而在文笔方面、主题方面，人物方面以及布局结构方面，自然都要格外费番苦心了。
    小说的故事在四个家族之间展开，即甲野和藤尾兄妹的家、他们的亲戚宗近和系子兄妹的家、小野的家、小野的恩师孤堂先生和他女儿小夜子的家。外貌美丽、心地高傲的女主人公藤尾是个以自我为中心的新型女性。父亲刚刚死去四个多月，她便与母亲合谋，千方百计要将异母哥哥甲野赶出家门，以便独吞全部家产。甲野看穿藤尾和继母的心意，厌恶这种勾心斗角的活动，愿将全部家产让给妹妹，自己只身出走。在恋爱方面，藤尾也只懂得为自己的爱，从未想过为别人的爱；只能戏弄男儿决不愿为男人所戏弄。于是，她抛弃了长期以来一心向往她的宗近，因为觉得宗近既不容易驾驭，又没有才干；而以浓艳的魅力迷住了既有才又无我的小野。小野则既迷恋藤尾的如花美貌，又羡慕她的丰厚家产，如醉似痴，六神无主，竟然辜负多年以来费尽心血栽培他的老师孤堂先生的深情厚意，无视孤堂先生女儿小夜子对他的纯贞爱慕，残酷拒绝这门相约已有五年之久的亲事，不顾一切要与藤尾结合。在这个关键时刻，宗近出于一片诚心，严肃指出小野所谓当初与小夜子没有正式婚约的借口纯属无稽之谈，并且启发小野认识到了藤尾游戏式的爱情真相，因此，小野毅然改弦更张．决心断绝与藤尾的关系，和小夜子重归于好；藤尾恼羞成怒，竟然落个绝命身亡的悲惨结局。
    作品的主要思想包含在甲野最后所写的日记中。这则日记的要点如下：人们往往忘记要以理性和道义为第一义生活，而采取虚伪的生活方式蒙骗自己和别人。人们的堕落，道德的沦丧，就在于此。当这种状况达到极端时，突然出现死的悲剧，使得人们开始清醒。死的悲剧之所以伟大，就在于它化生为死，在人们没有准备的时候点出被忘却的死亡来，使捉弄人的人猛然认识到自己生活之无意义。
这部小说的登场人物显然分为互相对立的两组：一组是利己主义者藤尾和她的母亲，另一组是以理性和道义为第一义的甲野、宗近和系子，小野则摇摆于二者之间。这两组人物在处理上有些理想化的因素，藤尾和她母亲的自私自利几乎没有可以辩解的余地，甲野等人的行为又仿佛令人无懈可击。这种纯粹的善与纯粹的恶的对立，不免给人以失真之感。与此同时，对于这些人物的性格，作者又缺乏具体化的，个性化的、深入细腻的描写，没有更加用力发掘他们的内心世界。漱石自己似乎也感觉到这一点。从这个意义上说，《虞美人草》虽然未必能说是成熟的作品，却可以称为漱石创作发展道路上一个有益的探索。
    《虞美人草》的文体是有特色的，用漱石自己的话来说就是“俳句连缀式的”。这种文体在他的初期作品《幻影之盾》和《薤露行》中出现过。然而，那些都是短篇，要用这种文体敷衍而成三百多页的长篇巨作，实在堪称一种奇迹。文章是绚烂多彩的，发人深省的警句，巧妙贴切的比喻，生动感人的抒情俯拾即是，随处闪现出漱石的诗人才气。同时，绚烂的文章又同绚烂的内容互相映衬，诸如戏剧性的故事情节、对照鲜明的人物性格等等。值得注意的是，漱石此后的小说再也没有用过这种文体，这可能是因为他深深感到这种写作方法之难的缘故。
    漱石在本乡千驮木大约住了将近四年。由于房主从外地返回东京居住，漱石便在一九零六年十二月二十七日迁居本乡西片町，《虞美人草》就是在这里写成的。这家房东是个贪心的人，他看见漱石名声越来越高，也就不断抬高房租，从每月二十七元涨到三十元，随后又涨到三十五元。漱石感到愤慨，于是刚一写完《虞美人草》，便又开始去找房子(事有凑巧，漱石搬走以后，鲁迅等五个中国留学生曾在这所房子住过一个时期，取名为“伍舍”)。一九零七年九月二十九日，漱石一家迁到早稻田南町。关于这个新居的情况，漱石这样说过：“这所房子有七间，我占用两间，孩子有六个之多，所以相当狭窄。……我喜欢更敞亮的房子，也希望住更漂亮的房子。我的书房墙灰脱落，天花板有漏雨痕迹，相当污秽；但不会有人特意去看天花板，因此原封不动，没有修理。总之，是没有铺席的地板房间。风从板间吹来，冬天冷得厉害，光线也不好，坐在里面看书、写作十分难受。然而，要求起来没有限度，所以只好置之度外。前些时候有人说要给我些纸糊天花板，也谢绝了。我住在这样阴暗、污秽的地方，并非因为喜欢这所房子，而是迫不得已才住到现在。”这里地处郊外，较为偏僻，但离漱石老家不远。漱石陪同朋友出外敝步，有时还会忽然停下脚步，用手指着附近一片长着松树的地方说道：“那一带就是我的老家。”他住在这个地方想必会有无限感慨吧。漱石一生不断变换住所，但在这里却一直住到去世为止(漱石死后，家属继续住在这里，直到一九四五年三月因美国飞机空袭烧毁。现在这个地方改为“漱石纪念公园”)。
    漱石在早稻田南町住下不久，就有一个姓荒井的青年突然来访，说要把他的一段经历告诉漱石，请漱石给写成小说；作为报酬，则要求漱石给他一笔钱作路费。漱石当时正有客人，也没有余暇听他慢慢道来，便从钱包里抓出几张钞票给他，问他够不够用。他说够了，又叮问漱石今晚是否在家，并约定晚上一定来谈那个材料。漱石心想，话虽这么说，也许是个骗子之类，大概不会来的吧。可是当晚他却如约前来了。他跟漱石讲了自己去当矿工及其前前后后的情况。漱石记下了他的谈话梗概，约有十几页纸。他讲完以后，漱石劝他自己把这些材料写成小说，他也同意了。可是，后来他也没有去旅行，也没有写作品，一直在漱石家里闲住着。正在这时，《朝日新闻》上的连载小说将要中断，漱石必须接着发表作品。于是，他便想利用荒井所讲的故事作为素材，并在得到本人正式同意后动起笔来，结果写成了长篇小说《矿工》。据漱石说，原来打算在报上连载三十回左右，后来越写越长，终于成为连载九十多回的长篇。出乎意外的是，荒井事后到处诽谤漱石，说漱石骗取他的材料写成小说)，赚来的钱一个也不给他。漱石很为这个教训所苦，以后也常有人委托他把自己的事写成小说，他只把这些材料记在笔记本上，但是决不拿来当作小说素材。
    《矿工》的故事情节颇为简单：一个十九岁的有钱人家子弟，为爱情和婚姻问题所苦恼(他爱上一个姑娘，父母却为他选择了另一个姑娘。由于他不能忘情于所爱的人，所以受到父母和亲友的责怪)，左思右想投有出路，最后要将自身化为烟雾。所谓化为烟雾，当然只有自杀。但他暂时没有下定这种决心，而是突然选出家门，一心要到没有人烟的地方去。当他正在漫无目的地奔走时，一个人贩子看中了他，把他带到了一个铜矿山上。在矿上，他受了工人的嘲弄，尝了臭虫的叮咬，吃了墙土般的米饭，看了井下骇人的劳动现场，仍然不顾一切要求留下工作。可是因为身体不够下井条件，只好当了帐房先生。五个月后，他离开矿山，重新回到东京。实际上，小说仅仅写了他刚到矿山三天的情况，以前的故事是回忆，以后的故事是简单的交代。书名叫“矿工”，其实只是一个没有当成矿工的青年的矿工生活参观记。
    就作品所涉及的社会内容而言，《矿工》在漱石全部作品中占有独特地位。漱石的作品主要是表现知识分子。特别是由于种种原因对社会和周围怀有不满的知识分子的生活的。从主人公来说，《矿工》也属于这个范畴。它不是以工人为主人公，而是以知识分子为主人公。它不是正面写工人而是通过知识分子的眼睛写工人。因此，它只写了工人生活的外部现象，投有深入挖掘工人的内心世界，只写了工人的粗野方面，没有全面表现工人的思想品质。由于漱石本人从未有过这种生活体验，所根据的又是个知识分子的叙述，所以出现这种局面并不奇怪，否则反倒令人不可思议了。尽管如此，我们把《矿工》和漱石其他作品比较，仍然会有别开生面之感；肮脏的被褥，可怕的臭虫，粗糙的饭菜，漆黑一团的矿井，危险笨重的劳作，矿工憔悴不堪的面容，病号卖子当妻的遭遇……矿山是名副其实的地狱，工人是名副其实的牛马——为人们生动地描绘出一幅明治四十年代日本矿工生活的图画。仅就这点来说，小说的价值已是不容抹煞的了。
    以作品的风格而论，《矿工》和前不久写的《虞美人草》形成了鲜明的对照。《虞美人草》是浓装艳抹的作品，文笔也好，结构也好，人物也好，全部经过精心打扮；《矿工》却是朴素无华的作品，没有严密的布局，没有戏剧性的情节，也没有优美动人的词藻。在写《虞美人草》时，漱石无疑是全力以赴的，当写《矿工》时，他又根本否定了《虞美人草》的写法。这里当然存在矛盾。事实上，此后的作品并没有完全采用《矿工》的写法，甚至可以说完全没有采用《矿工》的写法。这种现象是否可以说明，漱石在不断进行新的探索，不肯把自己永远局限在一个固定圈子之内呢?我以为是这样。
    正当《矿工》在报上连载期间，漱石又受《朝日新闻》委托，在神田的青年会馆发表了一次演说，题目是《作家的态度》，论述自然主义与浪漫主义的不同之处。据德富苏峰回忆，漱石的讲演非常有趣，具体的比喻、奇警的观察和突兀的联想随处皆是，使听众在不知不觉之中被他引导到他所要引导的地方去，实在巧妙极了；要说意见的话，就是如果去掉一些枝叶，使听众抓住主要意思，不要一味欣赏那些饶有风趣的细微末节，也许就更好了。实际上，漱石的讲演并非只见枝叶不见根干，而是确实具有意趣横生的特色，这可能和他自幼喜爱曲艺，受到说书艺人说话技巧的熏陶有关。